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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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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1——1968年),女,生于江苏苏州,本名彭令昭。1957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1960年12月因“《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被捕。1962年3月保外就医,当年11月归案入狱。1965年5月以“反革命罪”获刑二十年,1968年追加为死刑,同年4月29日被击毙于上海。在狱中,林昭为捍卫自由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极权和人性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以自己的鲜血等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诗词文章。1979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发出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1981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为其彻底平反,但大量档案资料至今仍未解密。
Tahun:
2011
Penerbit:
chenjin5.com 海量电子书免费下载
Bahasa:
chinese
ISBN:
08117701-87d0-4912-9cac-9ea34bd2d9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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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Tahun:
2012
Bahasa: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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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

赵锐

简介

林昭(1931——1968年),女,生于江苏苏州,本名彭令昭。1957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1960年12月因“《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被捕。1962年3月保外就医,当年11月归案入狱。1965年5月以“反革命罪”获刑二十年,1968年追加为死刑,同年4月29日被击毙于上海。在狱中,林昭为捍卫自由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极权和人性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以自己的鲜血等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诗词文章。1979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发出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1981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为其彻底平反,但大量档案资料至今仍未解密。





作者简介

赵锐,女,1971年3月生于江苏淮阴,199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南京日报报业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资深编辑记者。发表作品数百万字,著有散文《看梦》、《单身母亲手记》及传记《吴健雄》等。



电子信箱:chinazhaorui@yahoo.cn





这是一个过于痛苦和黑暗的历史故事。



我之所以坚持写它,



是因为我还相信温暖和光明。



——作 者





自由无价,



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



以殉中华。





——林 昭





林昭(1931——1968年),女,生于江苏苏州,本名彭令昭。1957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1960年12月因“《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被捕。1962年3月保外就医,当年11月归案入狱。1965年5月以“反革命罪”获刑二十年,1968年追加为死刑,同年4月29日被击毙于上海。在狱中,林昭为捍卫自由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极权和人性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以自己的鲜血等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诗词文章。1979年2月28日,北京大学发出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1981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为其彻底平反,但大量档案资料至今仍未解密。





自序

让我们共同完成





赵 锐





太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无需外力,自己就能发出永恒的光明。面对太阳,无论什么样的黑暗都只能匆忙逃遁,因为光明是战胜黑暗的终极力量!



毫无疑问,黑暗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大至茫茫宇宙,小至我们自身,黑暗无处不在。就像撒旦无时不在挑战上帝的权威一样,黑暗事实上就是一个与光明相抗衡的绝对存在。漫漫人生中,我们的心灵常常成为黑暗和光明博弈的战场,一方面我们对光明是如此地饥渴,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因为脆弱、因为恐惧、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饱受黑暗的折磨。那么,我们该如何自救?我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培育属于自己的太阳。如果我们每人心中有轮太阳,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光和热,那还有什么黑暗驱散不了呢?



——之所以生发如上感想,是因为我在写作《林昭传》的过程,被黑暗伤害得无比痛苦和绝望。当我最终战胜黑暗,终于平静地奉献出作品时,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2008年2月,《林昭传》初稿完成。记得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必须马上写一部美好的东西温暖自己,否则我真吃不消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看昆曲,经常带孩子游戏玩耍,甚至准备为江苏省昆剧院或者再为女儿写一部书。初稿在一二十位师友中流传后,当然得到了一些意见:大家普遍反映我是在以林昭的方式写林昭,言下之意就是感情色彩浓烈了些,仍然没有与历史拉开距离。更有人建议我重新采访,因为我的初稿只是根据二手资料梳理的,而这些资料显然还不够丰富。但当时我实在太累太苦,明知这些意见十分珍贵,却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休整将近半年,其间我阅读了大量心理学和社会学书籍,对人性的黑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才于当年8月重新恢复面对《林昭传》的能力。



首先是丰富资料,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对林昭父母的生平进行了求证,并在黄恽先生的帮助下,得到苏州图书馆的相关原始文献;其次是补充采访,从8月至11月,我先后前往湖州、上海、苏州、北京,采访了沈泽宜、倪竞雄、张学群、朱红、甘粹5位前辈,得到大量新鲜资料和感受;然后是阅读和交流,通过对林昭和那个时代多角度、多层面的讨论和思考,我开始努力跳出自我的局限,进一步调整《林昭传》的结构和视角。与许多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我当初对林昭的了解也是支离破碎的。有感于林昭精神的纯粹和崇高,同时也是出于对“圣女”形象的巨大好奇,我决定走近林昭为其立传。可经过一系列的采访和研究,我越来越明白林昭是人不是神,她的殉难是她个人性格、气质、价值取向,尤其是独特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这既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更是一个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具有相当的个案特征。她坚持求真的精神的确让人高山仰止,但除了誓死抗争,是否还有其他坚持真理的可能?林昭已意识到近代革命让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泪,可她恰恰还是; 选择了以血为祭的道路,尽管她的选择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毕竟还是她自觉的选择。基督教提倡爱、提倡宽恕,耶稣在被钉死前仍然请求上帝赦免凶手,“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林昭呢?林昭从来没有怜惜过自己的父母,林昭总是不顾后果咄咄逼人,林昭的偏激、执著与那个时代互为因果,于是最终只能鱼死网破!



正因为林昭的性格是如此地真实和鲜明,所以,熟悉林昭的故旧们都很难准确还原林昭,虽然他们不少人是文章高手。这也就是为什么彭令昭女士一再感慨:熟悉林昭的都不愿再面对,关注林昭的却总是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对这一现象,我现在已十分理解。我想并不是前辈们不愿意面对林昭,据我所知,他们中不少人已经为林昭奉献很多,但由于一来他们自己属于那个年代,二来林昭的“圣女”形象已经在民间形成,他们无法再为自己和林昭确立合适的坐标。是的,近一二十年来,林昭形象“符号化”、“概念化”问题已日渐显现,各色人等都习惯于把林昭树为幌子。这是十分危险的现象,有必要提高警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完全是言论不够自由的结果。如果林昭档案完全解密,如果林昭研究毫无障碍,我相信现在也用不着我在这儿说三道四了。



我在后记里使用了《划不上的句号》这一标题。后记是我完成初稿时草拟的,反映了彼时彼地的心情。现在我要声明,句号是否该划和如何划是需要分别对待的。面对过于沉重和黑暗的历史,以政府为代表的集体力量,有必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逐一解决历史遗案,该划的句号不划不行。但对于我们每个个人,我以为大家可以遵循“宽恕”的原则,让良心做主,给黑暗的历史划上句号。过去我们常说:要把某某“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千百年来我们是否惩罚得太多、宽恕得太少?在采写《林昭传》的过程中,不仅我个人遭遇黑暗的伤害,我也从许多当事人身上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和阴冷。由己及人,我想还有多少人的灵魂备受煎熬呢?除了宽恕,还有让心灵安宁的其他法门吗?彭令范女士多次表示要向姐姐说再见——是啊,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和林昭说再见,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也许将始终陷于历史的泥潭无法自拔。



经过修订,现在呈现给大家的《林昭传》有一个完全开放的结构,它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四章正文,由作者主笔介绍,涉及林昭的家庭、人生、诗文以及世人对林昭的认识等;二是附件后记,仍由作者提供资料和视角,内容包括林昭年谱、林昭长诗、数篇采访记等,林昭亲友当下的生存状态也是本传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第三部分是本人最看重的,那就是读者您对林昭及本书的评价。我认为我们整个社会对林昭的理解和评价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没有您的参与,《林昭传》永远是不完整的,它的价值也注定是有限的。相信您会赞同并一同完成这部作品!谢谢!



完成这部作品,我也准备与林昭说再见了。我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单身母亲,今生别无他求,唯有两大愿望:抚育女儿健康成长;留一两部经得住淘汰的作品。如果第二个愿望能否实现将由上天决定,那么做称职的母亲将是我惟一的使命。很幸运《林昭传》没有拖延太长时间便公之于众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将依旧继续自己平静而平凡的生活:我要努力工作认真挣钱,我要照顾孩子享受生命,我还要尽快写作下一部作品……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问题,时间长了,我们难免会抱怨、会指责、会憎恶、会逃避。可哪儿有完美的生活?哪儿有完美的人性?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缺点多多的凡夫俗子?接受残缺的生活,坚守自我的良知,就这样陪着女儿慢慢变老吧。



——这样想着,我不禁双手合十,默默祈求林昭保佑我和女儿平安!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初稿



2009年7月19日星期日修改





目 录





自序:让我们共同完成



引子:五分钱子弹费



第一章:青 春(1931——1954年)



1、儒父侠母



2、投奔革命



3、冷酷的痛快



4、流泪的良知



5、记者生涯



第二章:觉 醒(1955——1959年)



1、红楼林姑娘



2、山雨欲来



3、“五·一九”风暴



4、决不认罪



5、鸡蛋碰石头



第三章:抗 争(1960——1967年)



1、甘入地狱



2、人间何世



3、不作奴才



4、超越愤怒



5、冤字血帕



第四章:活 祭(1968——2008年)



1、血洒龙华



2、无罪平反



3、魂归故里



4、林昭复活



5、空谷回音



附件:



1、林昭年谱(1931——1968年)



2、林昭遗作: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3、那一代人已渐行渐远——湖州拜访沈泽宜



4、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上海拜访倪竞雄



5、“我从来不赞成秀才造反”——当事人朱红追忆“林黄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6、林昭是为我们去死的——胡杰回顾林昭纪录片的拍摄



7、灵岩山下祭林昭



后记:划不上的句号





引子:五分钱子弹费



关于1968年5月1日的情形,彭令范在当年的日记中曾有详细记录。彭令范是林昭惟一的妹妹,比林昭年幼7岁。身陷“反革命”家庭,彭令范以优异成绩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只能在上海山海关路张家宅地段医院当一名内科医生。当天下午2点多钟,两名公安来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大院:





“许宪民有吗?林昭家属!”



楼下传来响亮的吆喝声,接着房门上一阵急促的敲打。



“发生了什么事?”躺在藤椅上的母亲闻声立即警觉地坐了起来。



我刚从农村巡回医疗回来休假,正坐在书桌旁看书。



“妞,开门去。”



我默默地将门打开。



“谁是许宪民?”进来一位公安人员,一面问一面用目光向室内一扫。



“我就是,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妈妈有些颤抖地站了起来,她的声音同样地颤抖。



“我们公安局的。你是林昭的母亲吗?你女儿已镇压了,付五分子弹费!”公安人员不耐烦地说。



“什么?”母亲怎么也听不懂他所讲的话。



我的脸色刷一下子变得惨白,但我镇静得毫无表情。



那公安人员接着讲:“快付五分子弹费,你女儿被枪决了。”



我慌忙地拉开抽屉,在几张角票中找出一枚五分镍币递了过去。



母亲一直像石膏一样呆立着,突然地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我手忙脚乱地将她扶起,一面叫着:“妈妈,妈妈,你醒醒,我现在只有你了啊!”



那公安人员不知什么时候走了。



“天啊,上帝哪,我的女儿,我的苹!”妈妈悠悠醒来喃喃地念道,眼睛发直,可没有流泪。



“妈妈你哭呀,你哭出来吧,否则你会受不了的!”



“妞,完了。我早知道最后会是这个下场,但是我总安慰自己,不会的,不可能的,果真如此,是谁杀死了她?不是敌人杀了她,而是我几十年紧紧追随的理想的化身,是我害了她,我真是后悔莫及呀,我为什么从小灌输给她那么多的正义感,那么多的为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理念?罪魁祸首是我,我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的苹。”



“你不要讲了,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我不要休息,我要我的女儿,我的苹,我的一切都跟她去了,这残存的躯体,我还要作什么?今天我才真正了解一个母亲的心。当我哥哥在‘四·一二’事变罹难后,我一直将实情瞒着你外婆,对她说你大舅舅去苏联学习,她有些怀疑,但一直盼望着。他们这些凶手也没有上门来向她要子弹费呀!子弹费,哈哈哈!这是最大讽刺,这个政权竟向我要子弹费,让子弹穿过我亲爱的大女儿的胸膛,上帝惩罚我也未免太过分了!世界上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人道和法律了吗?!”她声嘶力竭地嚎叫着。



“妈妈你别说了,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我有些受不了了。



“他们怎么这样狠心,事先也不通知我。我已经快半年没见到她了,封建时代犯杀罪还允许家属相见,吃一顿断头酒的。我的苹,她受了多少苦啊!”



暴风雨后死一般的寂静是那么难以忍受,或许麻木不仁是一种最廉价的解脱吧。





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作家冯英子夫妇已经就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忽然将他们惊醒。



“谁?!” 他们警惕万分地问。



“许宪民。”



冯英子把来客让进屋。屋里太狭小了,他们只能请客人坐在床上。好在许宪民也不是外人,况且半夜来访,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深更半夜的,把邻居吵醒可不得了。”冯英子夫人严倩丽挨着许宪民坐下,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因为冯英子亦为“戴罪之身”,这些年他们夫妇一直分外谨慎。



许宪民呆呆地坐在那儿,好半天,一句话也不说。



“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啊!”冯英子夫妇再三追问。



终于,许宪民开口了:“苹男被枪毙了。”



冯英子夫妇目瞪口呆。



这时候,许宪民忽然间失声痛哭。



冯英子与许宪民相识于1934年,数十年间无论遭遇什么困苦,他从未见许宪民哭过。眼前这个涕泪滂沱的女人似乎与往日坚强干练的许宪民大相径庭,冯英子夫妇明白:这个女人的心彻底碎了!



同样是1968年5月1日深夜,远在新疆焉耆(现为库尔勒地区)劳改的林昭恋人甘粹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我梦见林昭穿了一身白衣服,扶着一口红棺材,面带微笑向我走来。我吓了一跳,正想上前问个究竟。林昭却不言不语,微笑着慢慢离我越来越远。我想追上去,可不一会儿,林昭已经不见了……我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甘粹心里有不祥的念头,但又不敢相信。第二天,百思不得其解的他急忙找到劳改营一个会解梦的人。此人原为四川峨嵋山的和尚,因为眼看老母饥饿难捺,他悄悄买了一升谷子送给母亲,被抓后获刑十年,转到新疆劳动改造。这个和尚对甘粹说:“梦是反的!你不要乱想,林昭结婚了!棺材代表喜事!”甘粹半信半疑,可又不得不尽量找理由让自己释怀。他想:与林昭分别至今已经八九年了,自己远在新疆,不能陪伴照顾她,她若是真嫁了人,那该替她高兴才是,祝愿她终于找到了幸福!甘粹万没想到,林昭已经在1968年4月29日殒命,她的灵魂走了三天到新疆向他告别了!



没过几天,彭令范意外接到母亲好友朱阿姨的电话。朱阿姨要求彭令范抽空到她家去一趟,并再三叮嘱不要让许宪民知道。



见面没等寒暄,朱阿姨就迫不及待地问:“最近有你姐姐的消息吗?”



彭令范就把5月1日公安上门收取五分钱子弹费的事说了。



朱阿姨一听脸色立马变得惨白,她喃喃低语道:“看来是真的了……”



彭令范不解:“什么真的?”



朱阿姨犹豫了一下,才下决心道:“这事还是告诉你吧,不过你千万得瞒着你妈妈。祥祥前两天看见了……”



原来,朱阿姨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傍晚,祥祥由同学送回家时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阿姨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护送的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朱阿姨看儿子精神受了刺激,只得尽量安慰他,并照顾他好生休息。第二天,感觉祥祥情绪平稳了些,朱阿姨才敢向他问个究竟。祥祥告诉妈妈,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机场做杂务工,每天下午3点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下午3点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绑着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这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先倒下,然后又慢慢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



“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我再三追问他会不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朱阿姨说着长叹一声,“没想到令昭最后竟这么惨!令范,你姐姐一死,你妈的魂也快没了!你可得好好守护她啊!”



彭令范无声地点点头。



又过了几天,彭令范和母亲接到通知:可以到提篮桥监狱去取林昭的遗物。于是,许宪民神情恍惚地跟着二女儿又一次来到那个让她不忍目睹的地方。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警卫都以奇特的眼神看着她们。彭令范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好奇,因为姐姐林昭在狱中实在是太出名了,恐怕他们谁也没见过这么硬骨头的囚犯,而且还是个柔弱女子。不过,彭令范对他们的眼神无动于衷,她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只是机械地按照他们的指令行事。许宪民则是一进大门就哽咽不止,她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个可怕而伤心的地方。她像一个空洞的影子无力地尾随着彭令范,二女儿走到哪儿,她就飘到哪儿。



“林昭?”看到这个名字,狱警把许宪民母女上上下下好好打量了一番,仿佛已经把她们的样子记在心里了,这才不动声色地扔出一只破包裹。



彭令范接过包裹,面无表情地当场打开:里面有一卷旧棉袄,边边角角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还有一些血迹斑驳的白被单和白布条,不少白布条上留有模糊的血书,剩下的就是几件旧衣服。许宪民一见血书更加无法自持,她怕血!这是女儿的血啊!可怜的孩子,她的血流尽了吗?……彭令范不怕血,她是医生,她可以保持冷静。彭令范反复翻检着这个包裹,试图找出姐姐的遗稿或其他更有纪念意义的遗物,因为她知道姐姐在狱中留有大量文稿,这些文稿是了解姐姐狱中经历的重要资料。结果彭令范没有找到一片纸。她抬头想问狱警,可是当她的眼光与狱警的眼光相遇时,她又习惯地低下头,一句话也没有说——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捆好包裹,彭令范扶着母亲艰难地走出提篮桥监狱。在迈出铁门之后,她恨恨地发下铁誓:“从今往后,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半个月后,母亲的学生黄雪文又悄悄联系了彭令范。黄雪文家住上海虹口区,离提篮桥监狱不远。彭令范到黄雪文家后,黄雪文立刻关上房门告诉她:“前两天在附近一条街的电线杆看到你姐姐的判决书了。你要想去看的话,等天黑了带一只手电筒去,不过千万得小心!”彭令范感激不已。为了看这张判决书,彭令范在黄家紧张而焦急地等待着。夜幕总算降临了,起身望去,窗外的路灯昏黄昏黄的,看不清过往行人的脸。黄雪文拿出准备好的手电筒递给彭令范,彭令范一声不吭,揣着手电筒悄悄往黄雪文指示的那条街道走去。



远远地,她看到那根电线杆上果然贴着一张醒目的白纸。稍稍走近一些,一个硕大的红勾赫然映入眼帘,彭令范只觉得脚下有股寒气直蹿脑门,她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一下。环顾四周,彭令范发现路人行色匆匆,并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可即便如此,彭令范仍然觉得自己心怀鬼胎,她寻思再往前一步没准就会有人冲过来大喊:“打倒反革命!把反革命家属打翻在地!”她好害怕遭遇他们的拳脚!她假装镇静地故意往另一个方向走了走。



到了街角,她折回身。再三确定无人关注时,她才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头也不回地直往那根贴有布告的电线杆去。来到电线杆下,她打开电筒对准那张布告。“林昭”两个字一下子跳进她眼里,仿佛两颗火星让她感觉到灼伤的疼痛。好半天,彭令范才看清那是一张打印不清的布告,那些生硬的文字就像米饭里的砂石,读起来是那么吃力。



在幽暗的电筒光下,彭令范默默背下那张判决书。



她的心沉沉的,正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





第一章 青 春(1931——1954年)



1、儒父侠母

提起苏州,人们会想起精美的刺绣、温婉的评弹、袖珍的园林、甜腻的糕点、狭窄的街巷,以及莺声燕语、肤如凝脂的江南少女……总之,这个地方给人的印象是典雅的、舒适的、物质的、感官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州人的性格中阴柔成份的确占了上风。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以为苏州人生性绵软不刚,那又大错特错了。因为在这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名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耿介之士实在是代有其人,不甘屈服、拒绝奴役的热血从古到今一直奔流在苏州人的脉管里。远的不说,近300年来耳熟能详的就有明代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褒扬的五位布衣以及清代的金圣叹等。许多人以为,林昭爽直、率真、刚烈、纯粹,似乎一点都不“苏州”,其实这只能是我们对苏州的理解不够全面罢了。更何况林昭的父亲彭国彦一生坚持君子操守,颇有伯夷叔齐之风,而母亲许宪民又是一位热情侠义、抱定救国使命决不放弃的非凡女性。所以,林昭生来就不可能是一个苏州的小女子。



据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父亲彭国彦(1901——1960年) 生于1901年4月22日,祖上数代都是翰林、御史等高官,彭家是个地道的书香门第,祖父从事政法工作,曾担任审判厅厅长、检察长等职。据纪庸《清史世家略记》载,南昌彭氏是个世家,清乾嘉时期,南昌彭元瑞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谥号文勤公;其子彭邦畴官至任侍读学士。彭国彦出生在江苏扬州,因父亲在多省市教学谋生,他中学时曾就读南昌、长沙等地,1922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许宪民后来告诉林昭,彭国彦童年没有得到家庭温暖,以至于从小养成孤僻、内向、清高的性格。彭国彦有个弟弟叫彭国珩,当年曾在清华大学从事学生运动,20世纪30年代随聂荣臻南下时牺牲。



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立东南大学入学志愿书等资料显示,彭国彦字雋丞,江西吉安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9月22岁时,为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系录取,当时的通讯地址为南昌省城磨子巷扫叶山房。1926年彭国彦大学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当年,政治经济系毕业生共31人,东南大学全校毕业生共201人。据说彭国彦的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现未见流传。国立东南大学系南京第一所建制齐备的大学。1920年4月,曾任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校务主任的郭秉文先生提出:“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立南京大学。”张謇、蔡元培、蒋梦麟、江谦、黄炎培等九人十分赞同,十人遂联名上书教育部,倡议建立南京大学。1920年12月,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建立东南大学案,东南大学正式诞生,当时设有23个系科,分别是:国文系、英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地学系、政法系、经济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心理系、教育系、体育系、农艺系、机械工程系、会计系、银行系、工商管理系,这些系科以后均有调整。1921年6月东南大学校董会成立,首任校长为郭秉文先生。1921年12月,南高师并入东大。1928年5月,国立东南大学更名国立中央大学。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东南大学被迫停课。从那以后,彭国彦就离开了东南大学。当年年底,彭国彦生了一场重病,几乎丧命。病愈后,他经过一番慎重考虑,选择投奔冯玉祥将军。从彭国彦一生的价值取向来看,他一直倾向于英美的民主宪政,对主导中国的国、共两派势力都不认可,而冯玉祥将军以廉洁奉公闻名,似乎对他更有感召力。1928年4月,他来到河南郑州投奔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冯军司令部任上校科长。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奉行文官选拔制度。1928年9月,江苏省政府第一届文官选试在南京举行,彭国彦闻讯前来应试。时任典试委员的苏州著名文人、“南社”领袖叶楚伧(1887——1946年)对彭国彦十分赏识,将风华正茂的彭国彦选为头名状元。也正因这一关系,彭国彦与叶楚伧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彭国彦后来没少受叶楚伧政敌的攻击,也没少受叶楚伧的关照。彭国彦应试时,江苏省政府主席为钮永建(1870——1965年)。1930年3月,叶楚伧继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1928年10月,“状元郎”当仁不让就任一等县——苏州吴县县长。彭国彦是国民党的第二任吴县县长,首任王纳善(字引才),继任黄蕴生。据《苏州市志》记载,苏州府城清末辖城区及城厢附郭,城外其余地域均属吴县、长洲县、元和县。民国元年(1912年)1月,将清苏州府三县合并为吴县,11月吴县城厢自治,改称苏州市;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江苏省政府决定成立苏州市,次年12月开始划分苏州市和吴县的分界;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27日,撤消苏州市并入吴县,同年5月16日县市合并。由此可见,吴县与苏州城区在历史上分分合合,有时甚至就是主城区的概念。所以,吴县县长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由胡瀚、何子竞编述的《吴县县政》在谈到江苏县长之任用时这样说:“江苏各县县长之任用,设有甄用委员会,该会由省政府全体委员组织之,开会时以省政府主席为主席。”具有下列资格之一、经江苏甄用委员会甄用存记者,可以遴选为县长:“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修习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哲等学科三年上毕业得有证书者;兼理行政事务三年以上,有荐任以上之资格者;中国国民党员,具有政治学识经验者。”《吴县县政》还记述当时江苏省县长分三等,薪水均400元/月,特别办公费则分为360元/月、300元/月、200元/月。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至十九年(1930年)6月由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编印的《吴县》记载,时任县长的黄蕴生每月经费为2290元。二者之所以有差异,可能前者说的是私人薪金,后者说的是职务权限。但即便是月均400元的收入,在当时也是极其丰厚的。



《苏州市志》记载,彭国彦就任吴县县长始于1928年10月30日,终于1929年7月26日,任期总共9个月。志书没有记载他离任的原因,据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其父因为无法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被人从富庶的江南一路北挤。先迁任无锡江阴(二等县),再北上徐州邳县(三等县),最后干脆两袖清风挂靴回家。1995年版的《邳县志》对彭国彦只有一句简短的记录,证明彭国彦担任该县县长的时间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最后是“因案免职”。到底是因为什么案呢?



原来,彭国彦书生气很足,为人清高严谨,到任后一不拜见乡绅名流,二不顺从世风旧俗。而苏州向来又是一个地方势力盘根错结的地方,他我行我素的作风很快就得罪了以公安局长郑诚元为首的一股力量。尤其复杂的是,这郑诚元系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1902——1946年)的私人,郑缪二人有很深的利益纠葛。有记载,清末民初官员出行一率乘轿,后来即便改良,县太爷府上也不能没有专门的黄包车。可彭国彦年轻气盛,一心倡导新风气,居然不是走路便是骑自行车出行,让保守势力为之侧目。彭县长关心民生,雷厉风行,身上又没有一点官僚气息,苏州百姓对他评价甚高,当时的苏州各类报纸隔三差五都有对他积极改革政务的报道。有报道称,苏州某街半夜失火,彭县长梦中惊醒,立刻冲出门亲自救火,一时传为美谈。



然而,老百姓的口碑却不能挽救彭国彦的政治前途。自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时任县长的彭国彦经常接到上级发布的逮捕命令,他对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随意抓捕的做法极其反感,所以常常阳奉阴为,甚至故意打草惊蛇。1929年,上级有令要求逮捕苏州共青团员、著名的“左倾”人士金家凤。彭国彦知道时任国民党吴县党部秘书的许宪民女士“左倾”,就故意趁许宪民前来公干时抽身离开,让许宪民伺机看到案头的密令。于是,许宪民把消息透露给苏州租界小报的记者,金家凤等人看到报纸消息后,顿时逃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彭国彦执行上级的“禁烟禁赌”命令却十分认真。别的县长唯恐得罪黑社会,“禁烟禁赌”都是走过场,彭国彦却亲自带队下乡。一旦发现地方警察与黑社会勾结为害,彭国彦当即架空了公安局长郑诚元,宣布苏州警察归县长调度。此举让郑诚元无路可逃,也触犯了省民政厅长缪斌的权威。缪斌,无锡人,绰号“小道士”,北伐时担任过第1军副党代表,1928年11月就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职务。此人为人圆滑,官场上很有一套。当时的民政厅负责官员任免,权力很大,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可谓省府第一厅。因此,缪斌连省主席钮永建也未必放在眼里。当时按照旧例,官员就任都要给上司奉送钱财以求关照。彭国彦考取“状元”后,缪斌也曾暗示他按例送钱,被彭国彦断然拒绝。由于彭国彦是首次公开选拔考试的“状元”,缪斌不能不放他出任,但从此视他为冤家对头。忍耐了大半年,缪斌终于以彭国彦行为不检为由,将其就地免职、押解镇江。这缪斌买官卖官贪婪成性,不久终于被撤了职,但吴县县长却再也不属于彭国彦了。



1929 年7 月29日《吴县日报》载:“县长彭国彦突然拿解进省/郑诚元说:彭县长有某种嫌疑/缪厅长说:行为不检违抗命令/第一说事无佐证第二说别有原因/县长彭国彦,自上年十一月一日莅任以来,誉之者固众,而毁之者亦多,昨由省厅密令市县两公安局,旋于下午由郑局长将彭拘捕解省,抵镇江后,即解民厅,发押看守所,分记详情于后。



先是彭县长于前日(念七),曾奉民厅电召,原文略谓‘有事面询,速来镇’,彭奉电后,因是日适患时疫,未能启行,遂即覆以一电,谓‘感电敬悉,本定当夜启程,因患疫恶剧,改定明晨来镇’。至昨(念八)日上午,至车站,又因到站略迟,十时五十六分之特别快车业已开出,于是再由车站折回县府,至下午二时四十分,再往车站,拟乘三时一分之杭青联运快车启程。



本报得讯后之调查 昨日(念八)星期日,各机关循例停止办公,本报记者于下午五时得到此项消息后,即驱车驰往车站,讵至则五时十三分之特快车,已于十分钟前开出,记者所欲面晤而与作简单谈话之彭县长,已于车尘绝迹中,离苏西去,乃急借用车站电话,通知驻锡特约记者,先告以彭 县长拿解进省,车于五时十三分开出,彭身穿纺绸学生装,手挟皮包,所乘之车,为头等车后面一节,二等与三各半之二等车中,请其往无锡车站,候车抵站时,上车见彭,询问二点:1.问彭本人亦知此事原因果属何在;2.问彭被捕解省,有何感想。电毕,已近傍晚六时,遂再雇乘街车,进平门至县公安局,其时郑局长正召见警察第一中队长周惠民,面谕第二中队事件,同时市公安局阊区署长许宝光,亦在旁与郑谈话,记者见郑忙碌异常,因暂行退出,至县政府调查后,再至县公安局。



曾奉电召因病中止 县公安局长前日应召晋省,业志本报,旋于昨(念八)晨返苏,至是郑既随带警队数名,会同阊区警佐张南村,及便衣飞行队多名,跟踪掩捕,其时彭已购就镇江票一纸,登车待发,郑当示以缪厅长之密电,彭至是即俯首无词,随郑等折回阊区,至楼上署长会客室小坐。



跟踪掩捕暂住阊区 县公安局长前日应召晋省,业志本报,旋于昨(念八)晨返苏,至是郑既随带警队数名,会同阊区警佐张南村,及便衣飞行队多名,跟踪掩捕,其时彭已购就镇江票一纸,登车待发,郑当示以缪厅长之密电,彭至是即俯首无词,随郑等折回阊区,至楼上署长会客室小坐。



九时登车张徐偕行 嗣于四时三十分,许署长等雇得马车三辆,将彭押往车站登车,彭与张警佐乘一辆,前行,县公安局看守所长徐衡伯乘一辆居中,许宝光自乘一辆,殿后,另有便衣飞行队十名,随护马车之前后左右,抵站时为四时五十分,乃先至酒排间小事憩息,嗣五时十三分杭青联运特快(即十七号车)于五时零五分进站,徐所长,张警佐第三飞行队士,购二等票二,三等票四,押同彭氏,乘坐第七节爱字七十五号二等车中,迳往镇江,许署长则率同其余飞行队士七名,返至区署。



电告民厅谓已照办 火车在站待常州交车,稍有耽搁。郑局长于扣住彭县长后,当即进城,因手续尚有未了,急致电话于曹站长,请求迟开三十分钟,未邀允准,当火车在站等候交车时,县府第三科长管运京,警察大队长刘英,曾上车见彭,谈话五分钟,其时阊三巡官李承斌,亦预奉区署电令,率警到场照料云。郑局长在城内,得到车已开驶消息后,随即用长途电话,报告镇江缪厅长,略谓“顷奉密令,已照办”云云。



郑局长述嫌疑二点 缪厅长密令内容,大致谓即将彭拘解来省,并接收警察大队。至此事原因,据郑局长告语记者,县警察大队,例应由公安局管辖,其钤记应由省厅颁发,乃彭非特硬将警察局收归县府,且竟由县府颁发大队部钤记,其嫌疑一,近更拟将大队部移驻城外,其嫌疑二。



省厅会议独彭缺席 少顷,郑复继谓,本人前日进省,系奉缪厅长召集开会,当时各县公安局长均到,即系讨论防备八月一日共党暴动之事,嗣后各县公安局长,以警察队已归县政府管辖,县公安局已无实力,缪厅长乃再分电召集各县县长至省开会,讵各县县长都到,独彭一人不到,事前缪厅长,本已接到密报,彭有某种嫌疑,至是怀疑更甚,遂有电令本人将彭拘捕解省之举云。



接收印信电文未到 六时一刻,郑局长至县政府,声言奉缪厅长长途电话关照,县长印信,着令本人暂行保管,言讫,即向管科长索取印信,而管科长则以彭县长既已解省,县府职员,当然不致逃走,但印信则手续方面,须有省方正式公事,始可移交,请郑局长向省厅要得‘着何人将印信交于何人’之正式训令,或县府方面,接到同样之训令,自当遵令交出,郑局长乃再长途电话,请缪厅长颁布上项电令,至今晨一时止,省方此项电令,尚未到苏,故县长印信,昨夜仍在县府。



接收警察队与训话 七时正,郑局长再至警察大队部,实行接收。先与大队长刘英谈话,由刘大队长,将一切文件,当场点交完毕,郑返局后,随于十时许,召集水巡队正副队长第一第二两中队长至局训话,略谓此次奉缪厅长命令,接收大队部,言时并即宣读接收公文报告,计接收大小关防各一颗,洋铁盒一只,并谓此次晋省谒见缪厅长后,缪厅长告以方今国际间时局紧张,各地如吴江江阴无锡等处,亦将为此间防务会议,有所布置,彭县长现已晋省。在新县长未莅任前,警察大队,奉令由本局长负责维持,望各位为系统上着想,遵守纪律,各位尽请安心供职,人员只有局部的变动,并请各位转戒各警,遵守纪律,仍努力于工作云。



车过无锡态度镇静 十一时,本报得无锡特约员电话报告,谓十七号杭青联运特快车于六点八分到达锡站,本人抵车站时,火车方进外扬旗,车停后,即依照所示,上车找寻,见彭态度镇静,乃先询问旁坐随同押送之阊区警佐张南村,张即偕本人下车,在月台谈话五分钟,方将再谒彭氏,而车即开发,致未及与彭接谈云。



八时抵省管押民厅 本报念八日下午十一时镇江专电 彭县长于八时余抵镇,随即管押民政厅看守所,记者得讯,即至民政厅请谒缪厅长,知缪系在私寓,乃再电话询缪,据答,拿办原因,为彭‘行为不检,违抗命令’。再问有无其他,缪不肯说。继又询当夜讯问否,答尚未定。至押解彭氏晋省之张徐二人,因缪尚须问话,十时许尚在民厅,预定晤缪后即返,当夜住城内旅馆中。又彭氏在押,并不优待。



拘捕解省另另碎碎 市公安局司法科长张一新,于下午四时许,亦曾率保安队,拟往车站拘捕彭氏,嗣知彭已扣住,始止,又彭当在阊区临行时,拟电话某处,未许,而郑局长方面,又于今晨一时,将奉令拘解彭氏,及接收大队部情形,电复民厅云,此外另有一事,则有警察第二中队班长数名,前为县政府拘押公安局看守所,昨日已有郑局长释出。”



彭国彦被捕后,《吴县日报》记者为探究竟,7月29日专程前往镇江拜见省政府主席钮永建。钮永建答:“鄙人此事事前绝对未知,即现在亦并不完全明了。此事系民政厅办理,可直接向民厅办理。”并亲写会客单,介绍记者往民政厅。缪斌则对记者解释说:“彭县长逮捕之原因,为违抗命令,即私颁警察大队钤记,大队部成立后,不呈报。均属违抗命令之中。初,彭县长以县长考试第一名来长吴县,颇肯做事,不畏难,不苟安,斌(厅长自称)亦能知之。顾妒忌狭嫌者甚多,时有不利彭之语,传入予耳。如彭县长年少气盛,彭县长国家主义派也,予亦不过一度询查,不予深究,以逞反对彭氏之愿,但亦所以爱护考试人才。夫肯做事之县长,最近华省委视报告后,彭氏竟勾结当地土豪劣绅,群起反对,要求撤消,对于省方令并不执行。玩物至此,且联络地方人士,破坏县政府威信,余如反动嫌疑一项,则尚需派员调查。虽曰,警察大队之收归县政府指挥,及队部迁移城外,至少总有些微嫌疑,但此种事件,谓之为反动嫌疑,未免故入人罪。”缪斌不承认彭国彦被捕与彭郑交恶有关,却再三强调彭“行动乖谬,违抗命令”,他说:“如最近本厅长根据华视察员之报告,记已一过,渠竟运动了许多人来反对,初以彭能办事,所有与郑冲突事件,调查双方,各有是处,我以为均系好官,故亦并不注意,以前有人告发彭为国家主义派,现竟思想不洁,当此时局紧张之时,为官不能如此,行政系统犹如军队组织,工作固宜勇敢,命令亦宜服从,渠之使气,一至于此,非但我厅长不能做,即革命亦将不能进行,为整顿行政纪律计,不得不如此。至此次彭县长奉令拘解来省,外间竟启疑虑,须知事极平常。江北各县县长,且多命令通缉,而撤换萧、周两中队长,渠竟如是不服,擅颁印信更是目无官长,反动嫌疑,据人告密,现待侦查。”



7月30日,省政府会议讨论彭国彦之事。因查无实据,彭国彦被囚两日即获无罪释放,但他却再也当不了吴县县长了。8月2日,缪斌任命黄蕴生为吴县新县长。没过几天,彭国彦从南京回到苏州。1929年,苏州名绅吴子深赴日本考察美术,彭国彦与吴子深颇有交情,卸任后可能受其资助同游日本,亦可能游学英国。8月1日,《吴县日报》记者采访彭国彦后报道:“彭向记者表示,不因挫折而颓唐,不因环境而消极,今后一切朝气及浩然之气,当保守;虚骄浮躁气当革除。并谓在苏数月,愧无建树。此次事件,地方上许多人之关心,颇感谢。大概暂时决脱离政治生活,研究学术,或先往山西乡考察乡政,然后再放洋,目的预拟欧美方面云。彭氏昨游焦山,夜间仍住旅社,定今晨离镇,赴京或上海未定,总之彭虽经此事变,但精神甚好,对客一无牢骚云。”



1930年7月28日,彭国彦和许宪民的婚礼在阊门外苏州饭店举行。来宾数百人,苏州地方名流济济一堂,主婚人即为当地富绅吴子深。新郎在答谢词中回顾了二人相爱的经过,他说:“在彼患难中间,固与宪民女士认识,进而至于订婚,所以择期今日行礼者,志纪念也。际兹时局多故,国难未已,国彦与宪民当各秉素志,不独共同家庭生活,更将一致奋斗,努力革命。”彭国彦与许宪民是如何相识相爱的?许宪民是怎样不寻常的女性?这里且待我们再把目前投向许宪民。



林昭母亲许宪民(1911——1975年)从小就有兼济天下之志。她敢作敢为、积极进取,是苏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舞台上一位不容忽视的新女性。林昭的外公在苏州阊门外山塘街开有一家名为“两宜轩”的笺扇庄,他知书达理能画国画。林昭外婆华氏出身无锡农家,她淳朴忠厚,心地善良,明辨是非,正直无私,通情达理,不敬神不怕鬼,对童年的林昭姐妹影响深远。许公与华氏育有二子一女:长子许金元,幼子许润元(后在中央税务局工作,1949年前去台湾),女儿许宪民。林昭母亲许宪民生于1911年阴历十月初五,属猪。



许宪民原名铸元,曾名徐菁。因为家境小康,许宪民得以接受教育,早年就读于苏州乐益女子中学,后转入上海教会学校景贤女中,1927年大革命中还曾短期就读武汉大学。不少人说,许宪民是第一个穿上军装的苏州姑娘。少女时代,大哥许金元是许宪民的偶像。在哥哥的感染下,许宪民1926年即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成为革命的追随者。有一次,苏州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许宪民在哥哥的带领下拿着喇叭走上街头。她穿着一身红衣在队伍间穿梭来往,喊哑了嗓子跑断了腿,成了世人瞩目的“红衣女郎”。多年后回忆这个场景,许宪民还神情激动地对友人说:“那时候真像疯了似的!其实我当时并不真懂革命,只知道跟着金元大哥摇旗呐喊!”



据《苏州市志》记载,许金元(1906——1927年)又名肖羊,8岁丧父,1923年在苏州萃英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不久,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期间,许金元用“警予”等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由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及一些学生杂志上发表很多文章,针砭时弊,提倡革命文学。1924年夏,他离校返苏,在博文中学任教。同时,他协助侯绍裘在苏州开展筹备国民党市党部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区分部。他还联络一批青年成立悟悟社苏州支部,编辑出版《悟悟》杂志,宣传革命文学。这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中共党员叶天底应聘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这时,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领导下,以上海为中心展开了遍及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当年年底,许金元协同叶天底在苏州发起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苏州支部,二人被推为执行委员。11月底,孙中山北上经过上海,许金元等专程赶往参加欢迎活动。返苏后,许金元等宣传孙中山先生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成立苏州国民会议促进筹备会,他与叶天底等9人被选为委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许金元、叶天底等以国民会议促进会名义,联合各进步团体在苏州举行一系列追悼活动。通过活动,吸引了一批青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五卅”前后,成立了由许金元为负责人的苏州国民党第一区党部。



1925年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苏州私立乐益女子中学成立,许金元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当时苏州约有中共党员20人。11月24日,国民党苏州市党部成立,许金元当选为常务执行委员。1926年初,侯绍裘、叶天底迫于压力相继离开苏州,许金元接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他一面继续撰写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一面领导和组织苏州的工农革命运动,并在工人、学生、教员中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为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1926年8月,许金元调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离苏赴沪,不久又被派往广州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蒋介石北伐胜利,在南京就任民国政府中央主席。很快,“四·一二”、“七·一五”事变相继爆发,一度如胶似漆的国共合作宣告破裂。1927年4月,许金元接到侯绍裘电报,要他立即返回江苏,协助主持省党部工作。许金元回到南京后,担任省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和侯绍裘等一起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罪行,组织力量武力反击,并积极参加筹备中共江苏省政府的工作。4月10日晚,在中共南京地委召开紧急会议时,遭侦缉队包围,许金元、侯绍裘等均被逮捕。几天后,他们即被秘密杀害,并被沉尸秦淮河,可怜许金元年仅21岁!今天人们如若参观位于南京城南的雨花台烈士陵园,还能在陈列馆里看到许金元烈士的照片和生平介绍。



《苏州市志》第十三卷记载,许宪民于1927年11月为共青团苏州市(县)委员,1928年后脱离中共党团组织。出版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的《吴县党务沿革史略》证实,1929年5月28日至1930年2月13日期间,在乐益女子中学就读的许宪民当选国民党吴县党部执监委员会委员。需要说明的是,许金元兄妹1927年前无论参加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而且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他们和许多党员一样,同时加入了国共两党。国民党人编辑的《吴县党务沿革史略》中这样说:“自十三年(1924年)四月十三日开始秘密活动,至十六年(1927年)三月二十一日党军光复苏地,党务活动遂以公开,经历时凡三载。”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许宪民以国民党员身份继续发展,而许金元却为共产党员身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哥的牺牲给许宪民沉重打击,她从此与国民党有了家仇血恨。面对含辛茹苦的寡母,许宪民心如刀绞,她不得不哄骗妈妈说大哥到苏联学习去了,以后总有一天会回来看望全家。可怜的母亲将信将疑,但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盼子早归。1928年至1929年,为报仇血恨,许宪民在镇江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并担任该派常熟县行动委员会主任,策划一系列反蒋活动,一心夺取政权。无奈暴动尚未实施就露出了马脚,该派负责人遭撤职查办,并很快妥协投降。一时间,许宪民苦闷徘徊,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1929年,许宪民担任国民党吴县党部秘书。就在这个时候,担任吴县县长的彭国彦因涉嫌“渎职”,被当局押往镇江。7月28日下午5点13分,一列特快火车从苏州驶出,二等车厢里正坐着由6名警员押解着的彭国彦。许宪民闻讯,赶紧搭乘同一列火车一路随行。《吴县日报》这样报道:“其时有某女士,亦因事乘车晋省,但系乘三等车内,闻讯拟上彭之二等车中,辄为押解彭之徐衡伯等所阻。直至车抵无锡,本报驻锡记者上车谒彭,某女士始得乘机随入,与彭晤面。相对有顷,始由彭发问:‘本人今日解省事,女士亦早有闻否?’答:‘未。’至是徐所长即搀言曰:‘止。女士此行,是否为彼?’随言随以手指彭,某女士曰:‘否,我固有事赴镇,不期而与君等相值者。’彭慨然曰:‘女士毋忧,我心滋宽,此等滋味,不易尝,亦非我投考县长,以至作宰吴邑,历来努力施政时所预料者。但亦可得到一种不易得之经验与教训。我年殊少,此次遭遇,在个人方面,实为一极大之良好教训也。’言讫,微笑。顾其笑态,非通常之笑,若睥睨伴坐者之情形。伴坐之徐衡伯等似觉,乃又叱某女士曰:‘止休,我等奉局长命,停止彭国彦与人谈话,且不得听令彭书写只字,及自由发出一言。’某女士亦微嗔曰:‘若何言,我不犯法,若辈又将奈何我,须知我亦非易欺者。’双方呶呶,几使其他无关系之乘客不耐,而向徐等干涉。嗣天色垂暮,遂由徐唤每客一元二十五分之大菜八客,团坐而食。毕,徐付值。彭谓:‘我与女士之两客,可由我自偿,不劳破钞。’但其时已由徐将款付讫矣。车抵镇江,彭等下车,某女士再拟在站与彭作简单谈话,乞徐少留,不许,而徐一面即令先时派往镇车站守候之飞行队士李广胜胡金华,共唤街车九辆,簇拥彭氏,迳往民厅,某女士伫望有顷,怏怏他去,总之彭一路在车受监视极严,上述仅及万一耳。”



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旅程!尽管他们相识已久,但似乎直到今天才真正互相了解。车到镇江,彭国彦被押往看守所,许宪民一直目送他消失在大墙背后,才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并立刻多方疏通关系解救彭国彦。彭国彦获释返苏后,二人交往越发频繁而密切,并最终结为秦晋。许宪民后来告诉林昭,当初与彭国彦定情提出的惟一结婚条件,就是要求彭国彦不为国民党摧残进行人士。



1930年3月15日,叶楚伧就任江苏省主席,彭国彦很快出任省政府秘书。3月20日的《苏州明报》有报道称:“前吴县县长彭国彦氏,在位以崖岸廉政著称,自于去岁七月间,横遭前民政厅长缪斌横加逮捕褫职后即出国东游扶桑养晦。旋复(单人旁加叔)装言旋,息影苏沪,以诗酒自娱,屏绝时事。而叶省委楚伧素重其才,间者叶氏主席省府后,即函召彭氏至省,淠(去三点水)以秘书职务。士为知己者用,故彭氏又重入宦海,将来或有擢迁外放希望云。”果然1931年5月,彭国彦外放就任二等县江阴县县长。但仅仅5个月,他又被贬到苏北的三等县邳县,原因是江阴要塞杨司令指控彭国彦包庇共产党。据悉,彭国彦也的确释放了五六个关押三年多的共产党员,1949年后曾任吴县县长的徐炎、曾任常州专区专员的张志强,都表示是彭国彦释放了自己。杨司令以包庇共产党为由上告,叶楚伧也没有予以深究,只是将彭国彦调至条件更差的邳县。



然而1931年12月,顾祝同接任叶楚伧成为江苏省主席,彭国彦梗直、清廉的秉性又为顾祝同不容。彭国彦要搞乡村自治,与国民党邳县党部关系不和,与当地乡绅的矛盾也很大,有人向顾祝同控告彭国彦贪污渎职。1932年5月,顾祝同不由分说将彭国彦抓捕入狱,还指示手下人要“好好查,查一条算一条”。就这样,彭国彦再次遭遇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在镇江的监狱中,他一呆就是28个月,直到1933年陈果夫就任江苏省主席。多亏陈果夫的秘书长罗时实在彭国彦游学英国时尚有旧交,经罗时实帮忙,彭国彦的案子才得以移交检察机关正式立案。1934年9月,彭国彦再次无罪释放。经历这一坎坷,彭国彦脾气变得十分暴躁,许宪民说他“神经完全变了”。之后,彭国彦远离政治,居家翻译英美政治经济学著作,包括凯恩斯、拉斯基等。彭国彦精通英语、俄语,粗通日语,文化修养很深,许宪民曾对林昭说:“你们几个(指儿女)加起来也抵不过你父亲。”



彭国彦与许宪民新婚的日子还算安逸。他们在苏州郊区(今留园附近)的湖田上,建造了自己价廉物美的两层小楼。1931年12月 16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苏州,父亲给这个漂亮的女婴取名彭令昭。令昭者,效学班昭也。在彭国彦心目中,东汉班昭是古往今来难得的一个完美女子:班昭出生世家,父亲班彪位居太史公,与长兄班固合著了传世之作《汉书》,另一位兄长班超出使西域声名远播,班昭自己是皇帝宠幸的婕妤,她写的《女诫》流传甚广,是一部经得住推敲的女性修身教材。彭国彦觉得班昭方方面面都十分光彩,他希望女儿今后能像班昭一样文采斐然、光照青史并且平安幸福。这个彭令昭就是我们今天的传主林昭,她乳名苹男,又名许苹。林昭是她长大后自取的笔名,概因苏州方言中“令”、“林”同音,日长天久,她就把“令昭”改成“林昭”了。在林昭之后,许宪民曾于1935生育过一男孩名叫霖生,不幸一周岁后夭折于苏州儿科医生周颂凡手中。后来,彭国彦夫妇又为林昭增添了妹妹彭令范、弟弟彭恩华。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林昭生于1932年,林昭墓碑上的生年也是1932年,但林昭密友倪竞雄女士及林昭恋人甘粹先生均称,林昭原本属羊,母亲许宪民根据传统习惯,觉得女孩子属羊不吉利,硬将林昭改小了一岁。1932年8月4日,苏州报纸曾报道许宪民带着母亲,抱着出生半年多的女儿前往镇江探监,结果被拒。当时母亲生病,女儿又染了风寒,许宪民一时急得昏倒在地。这一报道也为林昭生于1931年增加了凭证。可怜许宪民与彭国彦婚后没过两天安生日子,丈夫被捕后,他们的家就被封了。总算盼到丈夫出狱,彭国彦变异的性格又让许宪民苦不堪言。



因家中长期只有令昭一个孩子,令昭自小便被“宠坏”了。她天资聪慧又娇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妈妈说令昭就是要月亮,外婆也会想方设法摘给她。父亲在仕途上心灰意冷,很自然地,他把一腔热情和满腹学识都寄托到孩子身上。在父亲的精心栽培下,令昭从小就饱读诗书,对《红楼梦》可以倒背如流。她很小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当地有“神童”之谓。长大以后,令昭和妹妹都越发喜爱文学艺术,但姐妹俩的喜好又有所不同:令昭喜爱杜甫,令范喜爱李白;令昭喜爱鲁迅,令范喜爱巴金;令昭喜爱马雅可夫斯基,令范喜爱莱蒙托夫;令昭喜爱狄更斯的《双城记》,令范喜爱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令昭喜爱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令范喜爱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令昭儿时就以伶牙利齿著称,妹妹记得母亲曾说过:“苹男小时候和小舅舅吵架,能把小舅舅气得只会哭!”妹妹印象中姐姐比较好哭,她的哭是撒娇,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姐姐还喜欢出头露面,当英雄、充好汉,有时候也很矫枉过正。在任何场合下,姐姐永远是主角。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心,胸中燃烧着炽烈的爱或许过分的恨,这是革命者的英雄人物的性格。姐姐也是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姐姐的文章和她的性格一样,偏激、辛辣、一针见血,被她嘲弄过的人会感到哭笑不得,当然也有不少人会因此恨她,甚至非要置她于死地不可。姐姐还是个超级浪漫主义者,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永远需要被人爱。



令昭幼年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母亲将自己和妹妹寄放在苏州濂溪坊31号外婆家,自己常常半夜才回来或者当夜又走了。她知道母亲和那些婆婆妈妈的女人们不一样,但她并不知道母亲到底在忙什么。原来,许宪民成婚后没有走一般女人相夫教子的老路,她心忧天下不舍民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彭国彦对妻子热心政治虽然不以为然,但从不干涉她的人生取舍,于是许宪民婚后继续从事社会事务。另外,许宪民我行我素、风风火火的性格恐怕也远非彭国彦能影响得了。有件不知发生在何时的逸事典型反映了许宪民的为人:有一次,许宪民找某人办事,这人不肯竟躲进了男浴室。许宪民一气之下径自闯进男浴室,将该人赤身裸体地从浴床上拖起来,周围人无不大惊小怪侧目而视!许宪民却毫不在乎,直到该人乖乖跟她走才罢休。



关于彭氏夫妇早期的生活状况,作家冯英子亦留有回忆资料:



1934年,20岁的昆山人冯英子来到苏州《早报》当记者,并第一次来到山塘街彭家作客。那可能正是彭国彦出狱不久,在家当寓公的阶段。因为听说彭公当过县太爷,冯英子满心以为彭府是一处深宅大院,有着里里外外的仆役。及至找到门牌号码,才发现彭宅不过是一幢缩在一家杂货店后面的普通平房。“我进去的时候,彭国彦拿着一本书坐在竹椅上,许宪民手里抱了一个孩子在喂奶,完全是一对生活中常见的夫妇。”通过这次访问,冯英子觉得彭国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书生,有一点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思想,但却更多是中国书生的迂,也有点正直。而许宪民呢?她白白胖胖,从表面上看起来,像苏州的市民,然而她热情、豪爽、正直,她关心国家大事。”那时,苏州有一日本租界,在苏州阊门外的日本浪人无不趾高气扬,随时都在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纠纷。许宪民当时就对冯英子说:“你们作记者的,要多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形啊!”时隔不久,许宪民就同项坚白、谢玉如等发起成立“苏州妇女会”,吸收大量女青年参加,进行救亡的宣传和战地救护训练。抗日战争时期,冯英子走遍西南各地,碰到不少人都是许宪民当年的学生,她们极大多数穿上了戎装,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



抗战最初的两三年,令昭随同父母一起流亡内地,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的滋味。在长沙,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怪名字“平地一声雷”。有一次一颗炸弹穿过他们的屋顶,打穿楼板,落到地上,竟然没有爆炸。1938年春夏之交,彭国彦曾希望在长沙办一家报纸,后来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办成。这一年,他们的二女儿彭令范出生,彭令范比姐姐年幼7岁。长沙大火后,夫妇俩带着两个孩子退到常德,一家四口行动艰难。这期间,彭国彦的暴躁脾气大概也时有发作,夫妻争吵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底抵达贵州时,许宪民又怀上了身孕,夫妻商量后决定分道扬镳:彭国彦孤身前往四川投奔叶楚伧,许宪民则带着两个女儿经云南昆明、越南海防然后乘船抵达上海,并于1940年春返回苏州,在娘家暂时落下脚。



1939年,彭国彦来到重庆,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编辑专员。此时,叶楚伧官居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国彦负责为叶楚伧处理往来文书。不久,叶楚伧转任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彭国彦又跟着他来到国民党党部,就任文书科长。因为直接进入国民党党部工作,按照国民党的规则,彭国彦不得不于1939年7月加入国民党。对此,他是一百个不情愿,他说过:“在党部,不做党棍就做党混,我两个都不要做。”可迫于谋生等方面的需要,他只能委曲求全。与此同时,许宪民一回苏州即被汪伪特务逮捕,关押于苏州祥符寺巷90号伪特工站。严刑拷打之下,她腹中三个月的胎儿流产。万幸的是因证据不足,不久她就被释放了。1940年至1944年间,许宪民担任总部在兴化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视察,来往苏南各县工作。为工作需要,1940年,许宪民于苏北重新加入了国民党。1942年起,她兼任江苏省三区党员办事处督导,指导上海、松江等八县工作。在被日伪追查的同时,她还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陷害,因为她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国民党三战区负责人冷欣认定她是共产党,下令逮捕她。许宪民只好在沦陷区四处躲藏,有时深夜才能回家匆忙探望一下老母和幼女。



在外婆的呵护下,令昭姐妹的童年不能不说是温馨。因为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她们的生活远远谈不上富足,但却没有缺衣少食之忧。彭令范回忆,濂溪坊31号外婆家是一所典型的苏州平房,前临街道,背倚小河。“整个房屋由左右两边统厢房卧室和中间客厅组成。大厅前后有两个小天井:前天井前有门房;后天井后面是柴房和灶间,灶间旁有台阶,可拾级到河滩。外婆有时下去洗衣服,我们小孩子则是决不允许的。”



当时,许宪民难得暗地里回家看望亲人,有时几个月不能寄生活费,因此祖孙三人的生活很艰难。但外婆宁愿让妹妹令范受些委屈,也要千方百计买鸡鱼虾蛋给令昭,理由是令昭小时候出麻诊并发肺炎,身体一直不好。外婆常常用面粉调成糊状,在小菜场讨一些咸菜卤加在面糊里,在饭锅上蒸熟了给令范吃,还美其名曰“蟹粉”。令范实在吃腻了,对外婆说:“外婆,既然你没有钱,为什么要每天买蟹粉,又不好吃。”外婆迟疑了一下说:“妞,这不是真蟹粉,这是‘外婆蟹粉’,我知道不好吃,所以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称。乖孩子,你姊姊生病要好营养,我们现在只能苦一些,等你母亲寄钱来,我们就可以不吃蟹粉了。”



许宪民一直把哥哥许金元牺牲的消息瞒着母亲,可怜老人家一闲下来就会与令范念叨:“不知你大舅舅几时回来?你母亲讲他到苏联学习是秘密的,他们会不会骗我,你说呢?”年仅五六岁的令范不禁回答:“我不知道。我晓得你最喜欢大舅舅,其次是我姊姊,然后是小舅舅,再下面或许是我,最后是妈妈,妈妈最没人喜欢。”外婆瞪了令范一眼:“谁说的,你外公最喜欢你母亲,4岁了还经常让她骑在背上玩,还教她在青砖上写大楷,总是夸她如何聪明,将来有出息。”然后又叹了一口气说:“你外公临死前拉着我的手叮嘱,‘宜囡妈,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去后,你千万不要亏待她。’”



令昭比妹妹年长7岁,但恐怕是从小侍宠而骄的缘故,她谦让妹妹的时候不多。令范曾问母亲,外婆为什么这样喜欢姐姐?许宪民回答:“外婆很寂寞,我们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当你姊姊和她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外婆就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你姊姊身上了。你姊姊身体不好,很骄,而且有时你姊姊也会讲一些讨好你外婆的话。”令范从不记得姊姊对别人说过任何讨好的话,她觉得或许正是外婆的过分宠爱,造就了姊姊任性、偏执、不容易变通的个性。“客观现实不可能再会有肯替她上天摘月亮的外婆亦步亦趋跟着她,因此遇到变迁,姊姊就难以忍受,最终导致悲剧的极端。”



令范与姐姐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太长,而且期间还总是交织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家庭和感情的矛盾,因此她对令昭童年的回忆是零星散乱的。她记得姐妹俩一起偷偷养蚕,每天结伴去采桑叶,将“丑小鸭”似的蚕种养成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当匾中铺上一层厚厚的桑叶时,她们高兴地一起倾听蚕吃桑叶时的“沙沙”声。等到蚕织出或红或黄或白的茧子,她们兴奋得欢呼雀跃。令范还记得,有一次与姐姐下象棋,眼看自己的老将已无路可逃,令范就是举棋不下。姐姐耐心地等了好多时候,甚至拿起一本书来看了,令范还是僵持在那里,生气得简直要哭出声来。最后,还是令昭发扬了姐姐的谦让精神,说:“好,就算和棋吧。”令范记忆中,这似乎是姐姐惟一“让”她的故事。令昭爱猫成痴。在苏州濂溪坊时,姐妹俩有一只白脚花狸猫,令昭经常让它晚上睡在床上。后来这猫不慎落入井里淹死,令昭抚尸大哭不已。母亲有时候叫令昭“野猫”,令昭也不生气。令昭的散漫也是有口皆碑的,小时候她的东西摊了一桌子,乱七八糟的,从来找不到,非要令范妹妹帮她找,还要气势汹汹地说:“限你半小时找到,否则……”一般,娴雅的令范总能找到,不与她罗嗦。有一次令范气得“罢工”不干了,两人就哭着找妈妈告状。



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租界。1943年,许宪民以上海贫儿工艺院院务主任的职务为掩护,依然出没于敌人眼皮下。后因不堪日寇纠缠,不得不潜逃离职。许宪民还曾参加抗日游击队,任国民党松沪战区三区特派员。解放后供职国务院的高祖文是许宪民当年的战友,他对令昭特别钟爱,一方面从小看她长大,喜欢她能说会道,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另一方面则是对令昭抗战期间的机警表现印象深刻。他回忆说,有段时间许宪民在上海工作时将令昭带在身边,令昭生病住院,她的病房就成了地下工作的联络点,高祖文等经常在那里与许宪民会面。不料后来有人当了叛徒,令昭的病房立刻被便衣监控,令昭本人甚至也成了人质,由日本宪兵和汉奸看管。有一天,浑然不觉的高祖文一脚闯进病房,等他觉察情况不妙时已无法脱身。这时,病床上的令昭居然镇静地对高祖文说:“您怎么从来不来看我啊?”这话既暗示高祖文不必回答在此遇到什么人,又想让便衣以为高不是母亲的同党。这时令昭年仅十一二岁,她的聪明伶俐、机警灵活,连敌人也觉得这丫头不同寻常。虽然高祖文还是被捕了,这个细节他却一辈子也忘不掉。



1944年,许宪民又落入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虎口,令昭陪同母亲先后两次住过著名的“七十六号”监狱。幸运的是,日伪并没有掌握更多的证据,许宪民的牢狱之灾虽然也吃了不少苦头,但到底有惊无险。出狱后,许宪民被称为“义民”。她孤身前往重庆,多次公开演讲,让后方了解沦陷区民众的苦难,她还接受了中央训练团的集训——这个训练团的校长是蒋介石。1945年再返敌后,许宪民在浙江淳安县王艮仲(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主持的“中国建设服务社”工作。妹妹彭令范回忆,有一阵子她与姐姐逃难淳安郊区一巨大花园宅第中,年幼的彭令范被这远近闻名的“鬼屋”吓得魂不附体,每到夜晚似乎总能听到幽灵们在大厅里欢宴,觥筹交错有声。这时候,只要姐姐令昭向她投来保护性的一瞥,表示“我在这里”,令范顿时便会感到安全,渐渐拥着姐姐沉入梦乡。



抗战分居期间,彭国彦、许宪民夫妇书信往来颇多。1944年前后,彭国彦从后方返回苏州。1945年上半年,他们的独子彭恩华出生。抗战末期,彭国彦对国民党党部的差事忍无可忍,终于调到粮食部田赋管理处工,后又任中央银行设计专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国彦跟随中央银行先后来到南京、上海,这段时间,他与许宪民的夫妻关系再次恶化。彭令范回忆,在上海工作期间,中央银行有不公开的福利规定,员工皆可定期分得小金条一块,转手即可获利丰厚。众人求之惟恐不得,彭国彦却认为这是不义之财,断然予以拒绝。



抗战后国民党进行党员登记,彭国彦和许宪民都没有登记,从此“自动离党”与国民党无关。但这并没有影响许宪民的发展,她在苏州倡建公交运输、银行、报刊,历任吴县妇女教养所主任、吴县银行董事、吴县救济院副院长、苏州新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大华报》总经理,还办了许多私人事业,一时间成为苏州名流。1948年,苏州有个叫常东娥的小学教师,被两个有军统背景的人强奸之后杀死,常妈妈奔走呼号毫无结果。许宪民得知后挺身而出,坚决要为常东娥申冤。特务们写信恐吓许宪民,信中还附了一颗子弹。许宪民不为所动,她把这封信在她所办的《大华报》上发表了,舆论一片哗然。在许宪民的鼎力帮助下,常妈妈终于赢得了诉讼。1946年,许宪民出任《大华报》社长,并成功竞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春,由史良、李宜文等介绍,许宪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地下组织,任民盟苏州临时工委委员。



1948年秋,中共中央华中局江南工委派遣陈伟斯到苏州建立情报关系,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经人介绍,陈伟斯找到了许宪民。许宪民不仅热情接待,还拿出自己积存的200美元为陈伟斯配备了两架电台。这两架电台一架由陈伟斯安放于上海枫林桥,另一架由苏北派来的石云和其妻小范负责,通过许宪民的关系,这架电台被藏在国民党吴江县长沈鹏的苏州太太公馆里。许宪民通过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时认识的张一声(日伪时曾任江阴县县长)、谢燮生(日伪时封锁管理所长)等关系,将当年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手下的一批干将几乎都网罗来为中共地下情报所用,甚至将国民党军统江苏情报站的特工头目王文虎也拉了过来。当时,这些职业特工头目常与陈伟斯、石云等见面。许宪民又通过因刺杀孙传芳而名扬天下的施剑翘关系得到许多重要情报,施的弟弟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手下当高参,陈大庆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内部有这样一个暗道!这期间,许宪民又在苏州创办了民盟报纸《光明报》,她通过国民党一个电讯局局长窃听国民党来往电讯交陈伟斯使用,还从工商自卫队里为地下党搞来八九支枪……因其为革命立功颇多,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许宪民担任了苏州汽车公司副经理,民盟苏州市委会、民革苏州市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1949年上海解放,中央银行留沪人员被收编。彭国彦参加整顿学习后没被留用,他再次失业回到苏州当寓公。许宪民曾经逼他找工作,他说去找过,没人要他。他后来就讲:“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许宪民气道:“伯夷、叔齐,他们都只是一个人,你有一家子人,你要我们都饿死在首阳山吗?”1952年,彭国彦与许宪民协议离婚,彭国彦住丁家巷,许宪民带着孩子住在乔司空巷。1955年,彭国彦“历史反革命”被判刑,他上诉声辩曰:1、历来担任文职,从无反党言论,且公开批评过陈立夫等国民党;2、曾释放过徐炎、张志强等一批共产党员,为共做过贡献;3、解放后一直老老实实,曾经偷听敌台(被林昭举报),现在已改过自新……1956年政治气候转暖,彭国彦侥幸被宣布无罪释放。1958年前后,他再次落网成为“历史反革命”,被判社会管制5年,监外执行。他被赶出原来丁家巷的小洋楼,栖身于一条臭水沟边的毛坯房里。居委会安排他在街道工厂敲松子、糊火柴盒,苏州老人亦曾看过他给人拖煤基、做佛事甚至乞讨为生。彭国彦晚年吃不饱,穿不暖,动辄得咎,了无生趣。1960年11月30日,彭国彦于林昭被捕一个月后,吞食老鼠药自杀身亡。





2、投奔革命

1949年6月底,江南的夏天已经颇为炎热了。这天深夜,彭令范恍惚间在躁热中睁开眼睛,忽然发现窗前有一个黑影!



只见这个黑影拎着包裹,正摩拳擦掌地准备钻窗而逃。



彭令范惊醒了,她一个激灵坐起身。



定睛一看,原来黑影竟是同屋的姐姐彭令昭。



“你做什么?”令范忍不住冲着姐姐大喊一声。



“嘘——!不许响!”



果然是彭令昭,她发现自己暴露了,赶紧试图阻止妹妹。



“你半夜三更不睡觉,想干什么?”令范不依不饶。



“不关你事,你睡你的觉!”令昭低声喝道。说着,她把包裹扔到窗外,并努力缩着身子往窗格的栅栏外钻。



令范明白了,姐姐是想离家出走!18岁的姐姐不久前刚从苏州景海中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父母理所当然希望她报考大学继续深造。只要姐姐愿意,直接出国留学也未尝不可,反正景海本就是教会学校,学校原也有意送学业优异的她出国深造。可出乎大家的意料,姐姐根本不听父母的劝告,她暗暗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为只为进入这所学校可以很快投身革命!白天家里已经天翻地覆过一次,当姐姐拿着新专的录取通知书向母亲辞行时,母亲急得大叫:“不许去!北大、清华、复旦……什么大学都随你挑,就是不准你上什么专科学校!苹男啊,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自毁前程啊!”



姐姐当时就和母亲吵了:“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我可不愿躲进大学的象牙塔,读那些不死不活的文字!我要投入生活!我要参加革命!苏南新专并不容易考,上千人报名才录取200个,不少人还是从圣约翰这样的大学退休转考的。苏南新专学制灵活,学以致用,我很快就可以成为出色的记者,这样的学校怎么就比不上大学?”



母亲听了不屑一顾:“什么革命不革命!你才18岁,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一个不上大学的人,还谈什么革命?你懂什么叫革命吗?!”



姐姐急得脸都红了:“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书什么时候都可以读,革命却时不我待。请你们尊重我的决定,上不上大学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情我做主!”



母亲勃然大怒:“你做什么主!翅膀长硬了是吧?马上回你房间!哪儿也不许去!”



家里的事从来都是母亲说了算,令范本来以为这件事既然母亲已经彻底否定,姐姐就算不服气、不甘心也无力回天。令范怎么也不敢相信,姐姐居然会深更半夜离家出走!她吓坏了,她声音有些颤抖地对着黑影道:“你不能走!妈妈要是知道可不得了!你赶快下来,我什么也不说!”



这时,只见窗台上的彭令昭已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钻出半个身子。她根本不理会妹妹的招呼,继续拼命往外挣着。令范赶紧跳下床准备赶窗边拽姐姐。令昭急了,她一攒劲,竟在令范伸手之前钻出了窗子!随即,她轻快地跳下窗台,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地上的包裹。怀抱包裹她转身对令范悄声说:“你回去睡觉!明天妈妈问起,你就说自己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不准现在告诉妈妈,否则我会恨死你的,知道吗?好,再见,我到苏南新专会给你写信的!”说完这话,她猫腰潜身钻进卧室与庭院间的夹弄,小心翼翼地摸着黑往大门去。



这可不是儿戏!尽管姐姐的威胁让令范十分为难,但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令范还是决定向大人汇报!令范赶紧去叫睡在外房的老保姆王妈,王妈当时已经醒了,令范对王妈说:“你去告诉母亲,否则明天她会非常生气的。”于是王妈立刻跑去向许宪民汇报。许宪民三步两步跑到院子里,这时候令昭还未打开大门,母亲一把捉住女儿。



“放开我!让我走!我走了大家清爽!”彭令昭挣扎着,差一点就从许宪民怀里挣脱。



许宪民气坏了:“苹男你疯了!有什么事天亮再说,你不觉得这样很丢人吗!”



论力气,18岁的女儿还远不如母亲。因为女儿自小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而母亲却是丰满强健经历过人生风雨的。所以二人争斗了一会,彭令昭终于敌不过许宪民,她只得渐渐放弃了挣扎,最终被母亲束手就擒。无可奈何地回到刚刚逃离的房间,令昭一眼看到缩在床上的妹妹,顿时咬牙切齿道:“哼,你这个叛徒!奸细!我不会原谅你!”



令范和王妈都一声不吭,假装睡着了不理她。



天气很热,许宪民的心里更热。她焦虑地躺在床上扇着蒲扇,脑海里盘桓着女儿令昭的身影。许宪民很后悔这些年自己忙于所谓的“大事”,竟没有认真关注过孩子们的所思所想。令昭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她文静的外表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非常遗憾,许宪民从来没有与儿女探讨过革命。她总以为孩子们还小,做父母的只要让他们衣食无忧并接受良好的教育就可以了。至于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完全没必要拔苗助长,许宪民以为等他们长大了他们自然会明白。尤其是革命的话题,甚至还不仅是客观忽视,更是主观回避。因为许宪民吃过头脑发热的亏,她不舍得让儿女们重复自己的错误——是啊,假如青春年少时能静心读书,能走进大学校园,她的天空还不知道会有多宽广呢!许宪民从小便是个求知欲极强的人啊,她爱读书,也爱读书的人,当年之所以嫁给彭国彦,不正是喜欢他是个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书生吗?



只可惜,她与彭国彦的缘分已尽。经过这些年的风雨,他们已经失去了反蒋的共同点,彭国彦曾指着许宪民说:“你还是回到共产党中去吧,你头脑中一向没有忘记它!”然而,重回中共却不是许宪民的愿望。这些年彭国彦发展得一直不如妻子,这让自视甚高的他隐隐作痛。长期郁郁不得志,他的脾气日渐暴躁。而许宪民也生就争强好胜的性子,两人的冲突因此越发不可收拾。抗战期间彭国彦未能给予妻儿更多的支持和保护,这恐怕也是许宪民心中无法消解的块垒,许宪民有一次写信给朋友抱怨丈夫:“我对他痛恨到了极点,我一连串从抗战到胜利,度过了不少死亡和苦难,总之全要归罪于他!”后来彭国彦虽然回到了妻儿身边,但妻儿对他已经陌生。许宪民后来还是与丈夫正式分居了,令昭准备离家出走时,父亲并不在她身边。解放后彭国彦沦为“反动官僚”,而许宪民好歹还算统战对象,为了儿女的前途,也因为感情已没有维系的必要,他们于1952年冬协议离婚。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此刻,许宪民忧心的还是如何劝说令昭回心转意。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革命者,她深深明白,革命当然重要,但这应该是成年人的事。成年人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殚精竭虑。如果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成年人不能挺直自己的脊梁,如果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非要把成年人必须承担的重量转嫁给孩子,那么,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仅是可悲的、可怕的,更是罪恶的!令昭是母亲特别的骄傲,许宪民曾多次在朋友面前夸耀女儿能诗能文。令昭追求革命许宪民也不是没有觉察,记得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每次来家里来办事,令昭都兴奋异常地跟前跟后。有一次,令昭向陈伟斯打听解放区的事。陈伟斯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了一番,并表示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区的阳光很快便会照遍全国。令昭听得眼睛发亮,她一脸憧憬地说:“我要是能参军就好了!我将用我的笔见证这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听了这话,许宪民只是莞尔一笑,以为孩子的戏言根本不足挂齿。陈伟斯当时也没往心里去,他笑着回答:“我们来了,不是天快要亮了?要革命有的是机会。”现在回想起这些细节,许宪民总算明白女儿一直都是认真的,她的心其实早已经飞向了理想国。女儿是一只渴望飞翔的小鹰,当妈的明知孩子羽翼尚未丰满且外面正雷雨交加,却怎么也拦不住她……许宪民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着想着,不知东方既白。



与此同时,彭令昭正热血沸腾地回想着自己近年来的突飞猛进,她恨不得自豪地向全天下宣布:看哪,我是中国最最充满希望的新生代啊!



因为战乱,令昭几乎没有读过小学,她的启蒙教育绝大部分是在家里完成的。1946年,15岁的彭令昭在苏州华关中学(一说萃英中学)高中部就读。父亲的东方浪漫主义和母亲的革命理想主义开始作用于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那时候,彭令昭已经常使用“林昭”这个笔名。她正在学习使用大脑,尽管这个脑子未必都能提供正确的意见,但她仍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判断,全然听不进不同更不用说相反的声音。这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的成长病,对于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习惯地称作“青春叛逆”。



青春期孩子难得向父母开启心灵之门,能为其成长作证的只有他们的伙伴。时任班长的同学陆震华对彭令昭的印象是:“她是女生中较小的一个,坐在第一排。座位是一种一人一座的铁木扶手椅,我是近视眼,人虽高一些,也坐第一排,这样和彭令昭相隔不远,成了‘邻居’。突出的印象是常看到她独自坐在那里低头写东西,而且用的纸都很小,一方块一方块的,大概是节约用纸。因而知道她善于写作。不过,写什么内容,往哪里投稿,我不知道,她也不让人看。直到第二学期,她与我《代和代》、《黄昏之泪》那两篇稿子后,我才看到写的是很有思想内容的东西,内心产生了惊异。还有的印象是穿着十分朴素。白皙的脸庞,梳着两根辫子,瘦小的身材,常穿着一件浅紫色方格子的线呢旗袍,脚上一双搭襻布鞋,即使有时穿一双浅口皮革鞋,也是灰不溜秋、皱巴巴的样子。和班里别的讲究穿着的女生,毫无共同之处。看不出她家里是有钱人家或是什么达官显贵之流,谈吐细声细气,很平和,让人感到易接近,没有傲气。不过,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如果缺乏友善之人,就不大敢去领教。也让我感到她人虽小,思想见解却敢说敢为,无人可比。”



15岁的彭令昭在思什么想什么呢?噢,天哪,她居然在费劲地思考五千岁中华老人的命运!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她已经走得比母亲更远!她渴望更多的暴风骤雨,因为她天真地相信只有毁灭一个旧世界,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但如何毁灭旧世界?如何创造新世界呢?彭令昭懵懵懂懂,她还需要费劲地思考。



彭令昭中学时的故事现今只有陆震华的一些记录,陆震华是因为“大地图书馆”才慢慢与彭令昭熟悉的。那时候,陆震华、陆咸、杨彦蘋和彭令昭等人都特别爱看课外书,也都一齐为没那么多书可看而苦恼。当时,陆咸是文心图书馆的干事,他常常带同学进城到护龙街(现人民路)看书。但来来回回太耽误功夫了,时间一长,陆咸干脆提议:“咱们自己办一个图书馆吧!”1946年底,也是“文心”干事的苏高中同学张文英将城外乐安坊的一间小屋提供出来。大家四面八方凑集了一批书,1947年初,大地图书馆正式开张了。为解决购书经费问题,大家还排练了《十字街头》话剧义演筹款。慢慢地,大地图书馆渐渐发展成一批“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与此同时,林宝铨与程伯皋等成立了一文艺团体“文青联谊会”,创办了《初生》月刊,开始向大地同人约稿。彭令昭很快成为月刊的主力,1947年《初生》二、三期上,她以“欧阳英”为笔名发表了文章。



1947年暑假,许宪民发现女儿激进左倾,甚至有投奔苏北革命队伍的念头,当即将她转往有名的教会学校景海女中就读。而彭国彦与景海女中校长江贵云也有交往,自然希望学校对长女有所关照。在景海时,令昭是语言老师陈旭的得意门生,她与另外两位陈姓与鲍姓同学的作文经常得到陈老师的表扬。三位学生为此“明争暗斗”,都希望自己成为老师的“惟一”。令昭特别好强,经常为作文的分数低了一两分耿耿于怀。陈老师觉察后不禁大笑,开导她说:“你们争什么呀,你们的文章完全属于不同的风格,你是杂文,陈是散文,鲍是诗,你们是我这许多年来最好的学生,而且都在同一班级。”因为从小缺乏系统的学校教育,令昭的数学基础较差,她对数学又不感兴趣,据说陈旭先生不得不常到数学老师处通融,请求数学老师让令昭数学及格。此外,令昭的英文课也得到过奖励,景海明知她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还是暗中保护了她,并有意送她到美国读大学。



在景海就读期间,令昭星期天仍回大地图书馆参加活动,但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工作就不排她了。1947年,张嵩发起组织“苏州文艺社”,彭令昭报名参加。这一年,一些文人攻击新文学是“最下流的普罗文学”,是“祸国殃民的文学”,其中一个署名“江南屠夫”的最为起劲。彭令昭以“慕容贞”为笔名在《大江南报》上发表了一篇《我的“讽刺”——“祸国殃民”乎?“福国利民”乎?》的文章对“江南屠夫”进行了反击:“屠夫们在磨刀霍霍,朗朗批评道:‘祸国殃民的文艺!’一面就返身写出‘三角地带’,以最腥臭最狰狞的声音和手势兜售女人的‘秘密’。然而,我们原谅他的——难道他这种‘福国利民’的‘文艺’,不正是从特等的土地上所开出来的‘祸国殃民’(此处疑有脱字)女人的秘密的确值得兜售的吗?难道这样的一种‘花朵’能够在事先不得到地底、事后不得到天空而成为现在这样的‘艳若桃花,美如乳酪’的吗?……”



1948年初,文青联谊会及《初生》杂志正式与大地合并,成立“群联互学会”的团体。《初生》改名《文联》继续出刊。当年春天,吴县中学(今苏州高中)学生唐崇侃等组织了一个“大众读书会”,经常以爬山、郊游等活动为掩护,跑到苏州天平山、狮子山一带去阅读马列毛著作,彭令昭是这个读书会的积极参加者。因影响日益扩大,这个学生团体渐渐引发当局注意。为不惹祸端,当年8月,陆震华等决定缩小规模,不再搞出版物。9月5日,大家开会讨论这个意见,那天彭令昭积极发言,完全赞同加强图书馆工作,不办刊物,提倡多学习、多读书、多交流。这个意见其实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作出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全大地这块阵地。陆震华本人当然心知肚明,因而对这一意见坚决拥护,但他没想到性格倔强的彭令昭居然也心领神会投了赞成票。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彭令昭暑假转学景海后,就在该校教师、中共地下党员陈邦幸的介绍下,在苏女师支部杨愿老师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陆震华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他说1948年9月的一个周末,也就是开过大地改组的馆员大会之后约半个月,彭令昭忽然跑到了陆震华家。他们虽然住得很近,但之前从未往来过。不等陆震华招呼,彭令昭就说有事要告诉他。陆震华问她什么事?彭令昭靠在房门旁,边笑边轻声说:“我已经参加了组织。”那天彭令昭显得特别兴奋也特别清秀,她的头发细细梳理过,发辫上扎着红绸带,她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一条蓝底白点的裙子,一双皮鞋也很光洁。说话时,她的眼睛异常光亮,嘴角露出一个小酒窝,脸颊上泛起红晕,整个人像换了个样子。陆震华高兴地回答彭令昭:“我也参加了组织!”她没有讲自己“已入了党”,陆震华也没有明说他参加的是什么组织,两个人就那么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互相分享着革命同志的快乐。彭令昭的母亲许宪民在竞选国大代表时,曾有人到学校来宣传、拉选票,同学们都知道彭令昭是名门之女。而陆震华记得早在1947年,彭令昭就曾在文章里讲自己的上一代是“腐烂了的木头”,他们在做的是“捞钱,刮地皮”的勾当,他们对青年是“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青年前进的道路上“安上各式各样的绊脚石”。彭令昭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已不属于“那个营垒”的人,她的入党表明她已经叛离了她出身的那个“阶级”,而属于“劳动人民”。她之所以冒冒失失主动跑到陆家向陆震华泄露这个天大的“机密”,一来自然是她通过与陆震华的相处,认定陆是一个值得信任且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二来也深刻地反映了她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躁动:她身边几乎没有可交流的人,而她又是那么地渴望交流!



然而,组织到底是什么?加入组织又意味着什么?不满17周岁的彭令昭显然并没有理解到位。1949年,彭令昭与女友李璧莹因过于活跃,上了国民党苏州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为了她俩的安全,组织通知她们必须撤离苏州。李璧莹奉命于次日撤往上海,而彭令昭却认为母亲是“国大代表”,自己在苏州是安全的,完全没有必要撤离。彭令昭此举一来严重违反了共产党的纪律,二来根据中共秘密工作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再与其发生关系。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党员忽然间失去了党籍,而且这件事还成为她后来继续投身革命的“污点”。这个天真纯洁的大孩子是多么地悔恨和自责啊!她恨不得把鲜红的心掏给组织,还唯恐组织不要!现在,好不容易机会又来了,苏南新专接纳了她,她还能一错再错地与革命失之交臂吗?不,她必须坚决投入革命的怀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彭令昭仿佛听到了强劲的号角声,她下定决心:到了非与父母决裂不可的时候了!



天亮了,许宪民一脸疲倦地刚刚走出卧室,没想到大女儿已经英姿飒爽地守候在门口。只见她的两条发辫绕成了环状,乌亮亮地垂在肩头,上面飞舞着两只红绸的蝴蝶结。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一条藏青色的工装裤,都是剪裁得体、做工精良,衬托得她越发婷婷玉立。一夜无眠,她的眼睛却是灼灼地亮。她几乎是挑衅地望着母亲,似乎在问:“还要说什么?”



许宪民心想:唉,这个要人命的孩子啊!



无可奈何,母亲与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谈判。



母亲说:“苹男,妈妈是过来人,妈妈什么都懂!想当年妈妈像你这么大时什么梦没做过?那时候妈妈和你金元舅舅走街串巷,到处演讲,到处发动,不比你更革命?那时候为了革命啊,别说读书,连性命都舍得丢掉!你金元舅舅的尸骨不是到现在还找不到吗?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一代能过上好日子吗?我们这个家从来倡导民主。身为母亲,我一向非常尊重你们的意见,鼓励你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同时父母也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你们,因为你们是未成年人,是涉世未深的孩子。苹男,我不想干涉你的自由,我只是希望你眼光放长一点,多想想未来……苹男,你聪明伶俐,天生就是读书的料!你不是想当作家吗?那就到名牌大学好好深造几年,你将受益终生!这苏南新专草创没几天,还不知道有没有课桌,你能指望在哪儿学什么?”



女儿说:“谢谢妈妈的苦口婆心!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不是身处这样的时代,我想我一定会去读大学,因为我本来也喜欢读书。我们正经历伟大的变革不是吗?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如果仅仅满足于旁观,我想我这辈子都会后悔的!我是想当作家,我投入生活就是要为以后的写作积累素材。书什么时候都可以读,革命的机会却是稍纵即逝!”



母亲说:“苹男,年轻人是应该不怕苦、多闯荡,但决不是不听人言、自讨苦吃!追求光明我们支持,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到了苏南新专就是到了伊甸园。读大学不是目的,但读大学一定能增强你的思考能力。我和你爸之所以都强调上大学,是因为对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除了继续接受教育,最好不要轻易做什么轻率的决定。苹男,这样好不好?你权且听我们一回,再读一年书。等形势稳定了,我们一定听你的,行吗?还有,苹男,不是我泼你冷水,就凭你这又直又愣的脾气,你出门在外非吃苦头不可!你以为解放区的人都是圣人啊?错!他们大多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没几个受过系统教育,稍微识字的就算人才了!你和这样的人为伍……啧啧啧,你想过细节吗?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简陋的行军床,疯狂的蚊虫跳蚤,没遮没拦的臭粪坑,个把星期洗不到澡……你想过这些吗?你受得了吗?这苏南新专据说是半军事化管理,经常下乡,居无定所,还不知道吃什么杂烩的大锅饭!你这身体,平时在家一日三餐地照顾着还三天一小病、两天一大病,要是就这么着放到外面去折腾,谁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你是想让妈妈为你操心死啊!”



女儿说:“哼,我就知道你们骨子里和他们根本是一样的!你们考虑的从来就是你们自己!是的,他们出身低微,他们言谈举止粗鲁,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这是谁的错?还不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的错!是啊,我们真有幸,我们衣食无忧,我们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们还有权利讨论要不要上大学……面对他们的苦难,我们惭愧还来不及,还有什么值得得意的吗?非常抱歉,以前在你们的羽翼下享受得太多太多,现在是到了我自苦自救的时候了。睡大通铺、吃大锅饭、与蚊虫共舞,这都是我应得的!至于让你们操心,那真是对不住了,你们就当没生这个女儿吧,生病、死亡都由她去!”



话说至此,许宪民只觉得热血上涌,她条件反射地“呼”地一下站起身,条件反射地伸手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脆响,许宪民似乎这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她忽然感到疲惫至极,像一件旧衣服似的堆到了椅子上。这时,只见彭令昭异常平静地微笑着,什么话也不说,脸上的指痕清晰可见。



不知道过了多久,彭令昭蓦地擦干眼泪站起身来。



就在她要跑出门时,许宪民喝道:“回来!”



彭令昭停住了脚步。



许宪民伤感而无力地说:“苹男,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好,我就不回来好了。”



“好,你口说无凭,立下字据,今日一去,恩断义绝,活不来往,死不吊孝。”



“我就写!”



说着,她一蹴而就,迅速完成一张作品交给母亲。接着她拿起包裹扬长而去,只留下母亲拿着那张字据,呆呆的,一连好几天没讲几句话。



从那天起,彭令昭就消失了。后来还是苏南新专教务长罗列亲自上门拜访,许宪民才稍许了解一些大女儿的近况。得知令昭在学校以“林昭”自称,并将家庭成分填为“反动官僚”,许宪民大光其火。在许多人做了许多工作后,这对母女后来总算“讲和”了,但林昭给母亲的第一封信就是要钱——也许是遗传了许宪民豪爽大方、不善理财的基因,林昭和妹妹也都花钱如流水。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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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冷酷的痛快

无锡惠山是一个钟灵毓秀的所在,它的美是典型的江南式的:草木葱茏,山石嶙峋,清澈甘甜的泉水择地而出,有“天下第二泉”之美誉。有那么一天,月朗星稀,青山空灵,“天下第二泉”边蹒跚走来一位孤独的盲乐师。沐浴着凄冷的月色,谛听着叮咚的泉水,感受着湿润的山风,盲乐师怀抱二胡静坐成一尊雕塑。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和坎坷的遭遇,盲乐师干枯的眼里忽然盈满泪水。混浊的泪珠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滚落下来,跌跌撞撞地掉进泉水里。此情此景,怀中的二胡都看见了。感同身受,相伴多年的二胡通灵般引领着盲乐师弹奏出一曲千古绝唱。从此,《二泉映月》那苍凉哀婉、悠远醇厚的旋律响彻了惠山,响彻了无锡,响彻了全国,响彻了世界……



然而,1949年的彭令昭哪里听得懂《二泉映月》?她之所以渴望惠山,仅仅因为那里有苏南新专,而当时的苏南新专对于她简直不亚于延安。奔波在朝圣途中,彭令昭恰如出笼的鸟儿,只觉得满眼新鲜、满腔激情。父母和家庭早已被抛在了脑后,她压根不会想到自己的离家出走给亲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一路走来,她不停地对自己说:“从现在起,那个具有小资情调的旧彭令昭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新彭令昭!这个彭令昭已经同过去决裂,她摆脱了腐朽的家庭、落后的父母,她正在按照革命者的要求重新塑造自己!”想着想着,她忽然觉得应该从现在改姓更名,因为如果继续再叫彭令昭,实在跟以前没有区别。干脆就自称“林昭”吧,这个笔名是她根据“令昭”的吴语发音转换过来的,不仅简洁清新,而且颇有一点特立独行的意味。过去发表文章时她曾多次署名“林昭”,同学朋友们都认为此名甚雅,她自己也十分喜欢。于是从这天起,彭令昭自称林昭的机会多了起来,但她的大名仍然在正式场合保留着。



虽然掩映在绿树丛中,苏南新专却并不是个世外桃源。林昭一入校门就接到一张政审表格,她必须按照要求把出身、履历等一一向党汇报清楚。为表现革命决心,她自作主张将家庭成份填为“反动官僚”。6月30日晚,学员分组座谈纪念“七一”、“七七”。7月1日正式开学,先学政治经济学,再学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林昭被分配在三班三组。8月1日重新分配,林昭被分配在三班二组,班主任是人高马大、耿直厚道的汉子胡子衡。



苏南新专的前身是华中新专。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不久,范长江等一批新闻工作者从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向苏北重镇淮阴进军。9月,淮阴解放后的第二天,范长江便带领大家接收敌伪印刷厂,立即重建华中新华社,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出版和筹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新专的筹划工作由谢冰岩具体负责。1946年1月24日,在《新华日报》(华中版)上登出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招生简章。同年2月15日新专在淮阴开学,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分别由华中新华社社长范长江、副社长包之静和秘书长谢冰岩兼任。不久,范长江奉命调到中共南京办事处任新闻发言人,新专校长职务便由恽逸群接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是中共在解放区创办较早、时间延续较长的一所“抗大”式的新闻干部学校。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连同由它改名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共办了4期:第一期(19466年2月至同年5月)在淮阴市区;第二期(复校后第一期,1948年6月至同年11月),大部分时间在射阳县合德镇附近;第三期(复校后第二期,1948年12月至1949年6月),大部分时间在淮安市楚州区板闸镇;第四期(复校后第三期,1949年7月至1950年3月)改名为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无锡市惠山。苏南新专校长、副校长分别由中共苏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汪海粟、副部长徐进兼任,教育长为罗列。苏南新专有学员220人,设三个班、一个队(电讯队)。三个班每个班60多人,分为七八个小组。第四期是人数最多,机构和人员最为整齐的一期。1950年3月,遵照新闻总署的通知精神,学校停办。在现在的无锡惠山公园内有苏南新闻学校旧址的纪念碑。



“华中——苏南新专”后来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新华社高级记者徐熊、陆拂如,高级编辑尹崇泾,《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范荣康、原记者部主任林钢,新华日报社高级编辑金靖中、高羽,全国作协文艺评论家、《晚年周扬》一书作者顾骧,作家郑秀章(阿章)、林斤澜、高晓声、陈椿年,翻译家梅汝恺,中国原驻斯里兰卡大使高锷,中宣部原对外宣传局局长田丹,中共江苏省南通市市委书记吴榕等,都曾是华中新专或苏南新专的学员。据了解,当时苏南新专网罗了不少年轻才俊,有一些人甚至放弃了原有的大学。按林昭密友、苏南新专同学倪竞雄老人的说法,就是“新专人的鼻子是朝天的”!苏南新专的教育方式与众不同,校领导大概是出于革命理想主义的考虑,安排8名男生与2名女生同住一个宿舍。倪竞雄老人回忆说,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男女同学相处得很好。



林昭可能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女生,因为才貌出众、性格独特,不少同学对她过目不忘。谷天当时在一班,与林昭平时极少接触,但在一些集体场合中,“她那光彩照人的风度,清晰敏锐的思维,以及她那发表在校报《新记者》上的一篇篇清闲的散文、诗歌,总是极强地吸引着我和同学们”,谷天简直觉得她是同学中待时展翅的金凤凰。



李虹岗当年与林昭同在三班,他记得林昭饱满而宽广的前额下,有一双深邃而略带伤感的眼睛,时不时闪烁着难以名状的忧思,隐约含有一种不可言喻的超俗气质。林昭两颊虽有浅浅的笑靥,却常常含有一种漠然、不屑甚至讥讽的笑意。她爱好文学,年少而聪颖,是班里三位“小诗人”之一,人称“才女”。李虹岗记得,为庆祝“八一”建军节,三班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林昭和女同学们拆下自己的被面缝成舞裙,编排了新疆舞蹈“雅萨松”。在四名演员中,林昭个头最小,她披了件红绸被面,在鼓笛声中唱着舞着,眼神里总流露着淡淡的忧思。当唱到为了爱情宁愿以死相殉的歌词:“你不答应我要求,我从克萨喀河跳下去!”林昭的神情越发低沉哀怨,舞姿也变得恍恍惚惚,不由得让人产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戚戚之情。当时李虹岗想:“她可能成为诗人,但成不了演员。”



同学陈叔方回忆:“林昭思维敏捷,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容易引起争论。争论起来,她轻易不肯饶人。因为她待人诚恳、热情,年纪又小,大家也乐意同她争论问题。”有一次学完一个单元后,每人都要作个小结,然后全组人人发言开展批评,最后集中起来形成小组意见。对陈叔方的意见由林昭执笔。只见她一边听大家发言,一边在一个小本子上划杠杠,大家说完了,林昭归纳。林昭写的小组意见文字不多,但说的很多。她联系陈叔方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着重批评陈叔方的生活态度“玩世不恭”。说完这四个字,还抬头看了陈叔方一眼,那意思是:“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不服气吗?”像是等着与陈叔方开展争论似的。陈叔方本来对林昭印象一般,至此才对她刮目相看:“感到这位女同学很有点辣椒味,蛮厉害的”。



革命学校的首要任务是革命而不是学习,或者说是在学习中革命、在革命中学习。学习新闻学概念、采访与写作、报纸编辑、文艺政策、报业管理、通讯社工作等专业知识仅六七个月,下乡时间就达四个月。这正对林昭的味口,因为她以前读的书太多了,现在要的就是直面生活。当年8月底,为土改作前期准备,林昭所在的三班学生由胡子衡带队到无锡塘头镇搞反霸、秋征工作,一齐编入苏南土改第五队。时任指导员的李茂章对她的印象是:“人生得清丽,风度飘逸,一口吴语普通话,善谈。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头上扎着两条和她的人一样清丽的而且非常相配的辫子。与人交谈时,偶尔也在开会时,她会把原本无须再编扎的辫子在末端附近弄开来,再慢慢地编扎起来。微歪着头,扎了这边的又扎那边的。”



同班同学龚振夏回忆,在无锡期间形势还有点紧张,因为当时夜里偶尔还有土匪向我驻地打黑枪。当时他与林昭、周永华三人组成严埭小小组,就住在沿河边的农民家里。农家有位老人,因此早早准备了一口漆黑的棺材竖在墙角。龚振夏是无锡本地人,周永华是武进人,林昭是苏州市人,于是龚振夏自觉应该照护他们二人。然而,他们二人的胆气似乎都比较大,尤其是林昭。上半天,她总是在村头巷上转悠,上身披着龚振夏的一件褪了色的纱卡其中山装,小本本和笔都是捏在手里的。她总是笑眯眯的,问贫访苦,自我改造诚心诚意,不避陌生,男女老少都谈得来,老乡们喊她“小妹妹”或者“苏州姑娘”。12月底返校,评选农村工作模范及思想检查学习,林昭被重新分配在四组。后来一直到毕业,她都在四组。



一连好几个月,林昭没有给家里写一封信。进入农村工作后,尽管林昭深为自己与“反动官僚家庭”一刀两断的壮举得意,但队委和一些师生几次三番听林昭介绍情况后,都不得不认为这个家庭远非劣迹昭彰,林昭如此决绝恐怕会引起坏影响。在他们多次劝说下,林昭终于写了一封家信报告平安,并顺便在信中向父母承认了部分态度、措词的错误。许宪民收到信后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当发现女儿居然给他们烙上了“反动官僚”的红字时,许宪民真是又气又急。更让许宪民不解的是,女儿居然都不叫“彭令昭”了。林昭?难道她姓林吗?!许宪民彻夜未眠,她严肃认真而又真挚诚恳地给女儿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林昭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父亲早年是学贯中西的状元,他是因为拒绝同流合污才辞官的;原来母亲多年来一直热心国事,她为抗日救国舍生忘死,她还为苏州解放殚精竭虑。那么,父母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他们为什么要为国民党卖命,而且母亲还是“可耻”的国大代表?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为革命付出的一切?……林昭想不明白,父母的形象在她眼里既模糊又矛盾,她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像许多革命者一样,做一个忠实于理想的纯粹的人。尽管不明白,父母的宽厚、慈爱和正直还是让这个敏感叛逆的女孩感到温暖,林昭与父母之间的坚冰开始慢慢松动。



经过几个月的速成训练,林昭完成了苏南新专的学业面临毕业。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进新闻单位当编辑记者,另一条是深入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前一条路既体面又顺理成章,不少同学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林昭却自告奋勇要去土改。1950年5月中旬,林昭与苏南新专一行26人来到苏州吴县报到。留在《苏南日报》工作的同学李虹岗记得,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大家在无锡西河头北岸一幢老式洋楼里,为即将下乡的林昭他们送行。林昭那天意气风发、喜形于色,让李虹岗不敢相认:“不仅能大口饮酒,而且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她一路侃侃而谈,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彭令昭会是我们三班的那个女孩子。”



就在土改下乡途中,林昭与同学倪竞雄女士成了挚友。倪竞雄回忆说,她年长林昭一些,之前二人的宿舍相邻。因为互相看不惯,她们之前从来没有什么交往:“我觉得她为人有些做作,好出风头。经常在外面不知道忙什么,总之是很晚才回宿舍。一个大姑娘家也不注意个人卫生,因为回来太晚来不及换洗衣服,她就把汗津津的衣服随便一搭,先找件干的衣服穿了,第二天再把身上这件换下来,又穿起前天晾干了的脏衣服……她爱哭,讲话尖刻,常以讽刺别人为乐;她爱喝酒,自己买酒喝,曾经深更半夜一个人醉倒在田埂上;她嘴馋,自己没钱会向别人借钱买东西吃……”倪竞雄介绍说,当时的土改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来自苏北、山东地区的同志,他们年龄稍长一些;二是苏南工学的学生,他们占大多数;三是他们这些苏南新专的毕业生。土改工作队总共数十人,被分成无锡、苏州两个团。林昭和倪竞雄都在苏州团,他们被发往吴县,由当地县委负责接收。到达的当天,大家被带到一间铺着稻草的大房子,有人告诉他们说当晚就住在这里。大家面面相觑,只得各自打开铺盖睡在稻草上。碰巧,倪竞雄的地铺与林昭的地铺紧挨着。两人面对面躺下后,先是礼貌性地寒暄了几句,随后却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识恨晚之意!倪竞雄向林昭透露,自己之所以投身土改运动,是因为心里有一个作家梦,想像丁玲一样写一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林昭大喜过望说:“我也是啊,如此难得的一个体验生活的机会,怎么能轻易放过呢?我要写一部《中国土改史》呢!”从那天起,二人开始无话不谈,倪竞雄渐渐成了林昭的吻颈之交。



下乡后,林昭所在的十一队被分配到吴县浒关区,参加新合乡重点土改工作。倪竞雄的八队则来到了甪直,她与林昭开始书信频频,双方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因为林昭经常咳嗽,有一次倪竞雄弄了点鱼肝油,就夹在普通信封里寄给她,林昭收到后大为感动。因为出身“反动官僚”家庭且平时为人犀利尖刻,林昭投身革命以来始终属于另类人物,但这一次主动参加土改似乎大大增加了她的分值。6 月份全团进行整风运动,林昭顺利转正为团员,她似乎在革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事实上,林昭的自我改造远比人们想象的更认真、更执著。良好的家庭出身和良好的教育背景成了她的原罪,为缩短自己与革命群众的距离,她每一天都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土改工作队的任务繁重,开始是一个人负责一个组,后来一个人要负责一个村一百多户。晚上常常要忙到十一点钟以后才能睡觉,有时甚至得拖到凌晨一两点钟。生活上也十分艰苦,饮食非常粗糙,但林昭从来没叫过苦,甚至像苦行僧一样甘之如饴。她写信告诉高中同学陆震华说:“下乡后学会了烧菜煮饭,只是我们也没有什么菜可煮,天天青菜籼米饭,吃腻了就把菜和在米里煮菜饭、菜粥。东西贵,难得打牙祭,往往连汤都倒干。这种生活我也过得了。每到夏天,老百姓整天吃玉米、青南瓜,我觉得还是过这样日子好。因为心里平安,不觉得内疚或愧对人民了。”在下农工队之前,她说:“我现在只是没有病倒过而已,身体也不算太好,咳嗽、牙痛现在仍有,有时发发小寒热。但只要我不病倒在床上,这些我是不算病的。”



工作之余,林昭再苦再累也不忘练笔。土改期间,她在《苏南日报》、《苏南大众》上发表了不少通讯报道和诗歌散文等。她的心里一直藏着个作家梦,连土改工作也被她当成了一次难得的生活体验。林昭的才思敏捷是有口皆碑的,她下笔又快又流畅,而且从来不受什么题材、体例的限制。1950年8月,林昭与同学萱如在吴县木渎创作了一首反映农民翻身的长诗《望穿眼睛到今朝》,信天游般朗朗上口的韵律和旗帜鲜明的歌颂主题使得此诗很快流传开来,林昭也成了人所共知的才女:





向日葵向着太阳开,



千万家种田人望土改。





田是伲种田人半条命,



没田没地翻不透身。





一听土改法出来了,



我心花大开眯眯笑。





三十年浸在黄连里,



今朝刚闻着糖味道。





脚踏人家地,头顶人家天,



我客田里种了三十年。





年年勿剩一粒隔年粮,



年年做得腰痛筋骨酸。





两间破房子象猪圈,



黄牛进门身也回不转。





雨天屋里落小雨,



好天也不见太阳面。





只因吃了剥削苦,



旧社会种田人世世穷!





记得民国三十二年春,



大儿子水生发了伤寒症。





雪上加霜难加难,



哪弄来铜钱看毛病。





明知是砒霜也只好咬牙吞下肚,



借了地主郁四福三斗粮。





凑凑当当买药请医生,



好不容易捡回他的命。





年关底边算盘响,



逼债比逼命逼得紧。





“穷人全是贱骨头,



不还债我就把地抽!”





一听抽田一家老小愁,



没田种没有活路走。





我房没一间地又没一亩,



石头实在逼勿出油。





好话说烂嘴唇皮,



让水生做郁家长工去。





明说是工钱抵他债,



利钱年年比工钱大。





两年在郁家当牛马,



水生象是卖给了他。





轻重生活样样身上堆,



一年里难得有天回家来。





生活要做肚皮吃勿饱,



郁家里的狗也比水生吃得好。





总想让水生走出郁家门,



还不清债说不进话。





铁锄硬碰也要坏,



水生到底不是铁打汉。





别人家动动药罐准歇工,



水生有病还要下田去劳动。





大暑天带病去捉麦,



一阵发昏倒在麦田里。





吐血吐了两三日,



没人关心没人理。





等到我得信赶了去看,



水生已经断了一口气!





哪家儿子不是爷娘养?



水生娘哭得昏死过去。





郁四福老贼黄狼叨小鸡:



“你的债就折了棺材费。”





夜里死黑死,日里死白死,



冲天的怨气咽在肚里!





水生进郁家时十九,



年轻力壮象只牛。





死辰光你去摸摸看,



满身骨头碰痛手。





三斗米断送了一条命,



水生死得不闭眼睛。





早晓得宁可他早死的好,



省得他白白地做了二年牛和马。





三十年苦水倒不完,



一提起水生我心里酸。





鸟没翅膀飞不动,



种田人没田样样空。





扒来扒去把地主吃,



儿子也象是替地主生。





走到横头就叹气,



提着锄头手里没劲。





瓦片也有翻身日,



望穿眼睛到今朝。





千言万语并做一句说:



亲爷娘没有共产党好!





三十年苦头吃穿了,



毛主席恩惠比天高。





说起毛泽东,那时候的林昭和绝大多数百姓一样,对这位伟大领袖实在是崇拜备至。1950年6月7日,林昭偶然在苏州一家新华书店看到一张四五寸宽、八九寸高的毛主席彩色像。她当即想买,不曾想店里却缺货,只有样张。于是她只得恳请苏州好友李璧莹代买一张。当时,林昭在心里称毛泽东为亲爱的“父亲”。后来林昭在常州工作,有一次,她在给倪竞雄的信里深情款款地说:“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它却在北京或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它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每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了我的誓言。”然而,谁能想到,若干年后这位“父亲”却成了林昭最憎恶、最不屑的“独夫”!



1950年10月,参加区典型乡金坞乡土改。11月离浒关转赴太仓,参加城厢镇土改,后又调至典型乡土改并搞土地证典型实验工作,发动群众批斗地主,打击海盗驱除教会。在太仓八里乡工作时,林昭当了一个时期团小组长。在城厢镇工作时,近28人分成4个小组,林昭为小组长之一。时任林昭领导的工作组副组长李茂章回忆说,八里乡是太仓的近郊乡,乡的河对岸是昆山县境内的一个海匪窝点,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人很多,土改初期老百姓很难发动。1951年三四月间,土改已进入划分阶级成分的关键阶段,有一天,神父乘着小船来做礼拜了。工作组平时就住在教堂里,可神父一来,老百姓立马把最好吃的东西供奉给他,对着神父顶礼膜拜,根本不听工作组的指挥。几个部队转来的工作组成员沉不住气了,端着枪站在教堂走廊里对着天空“乒乒乓乓”乱打一气,试图搅乱礼拜活动。没想到教徒们在神父的带领下我自岿然不动。他们又指桑骂槐地乱吼一气,却依旧无人搭理。最后,礼拜结束,神父不卑不亢、不温不火地走了出来:“对不起,你们刚才的行为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是违反《共同纲领》的。《共同纲领》是你们共产党和各方人士共纲制订的大法,上面明确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我们今天的礼拜是受《共同纲领》保护的。”



神父的几句话竟然说得现场鸦雀无声,敢于端枪扫射的几名武夫懵了,他们根本不懂《共同纲领》讲了什么,更不懂什么叫做宗教信仰自由。李茂章当时也接不上话来,因为他只学过《共同纲领》的政治、政权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对宗教政策却拿捏不准。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林昭站了出来:“神父先生,您说的很对,《共同纲领》的确保证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您大概还不知道中央最近又发布了新的通知?为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央规定凡是正在进行土改工作的地区,一般宗教活动应该停止。而现在你们的宗教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土改工作,神父先生,此等后果对你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这完全出乎神父的意料。他默默地望着林昭迟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直到八里乡土改结束,神父再也没有出现过。李茂章因此对林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林昭对工作高度负责,平时说话得理不饶人,但又刚柔相济、风趣幽默,是一个见多识广、有着大智大勇的姑娘。



的确,那时候的林昭几乎就是完美的革命小将了。变化尤其大的是,过去她还情不自禁地觉得地主可怜、农民粗暴,饱受革命教育之后,她渐渐可以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对“敌人”残酷无情了。比如在太仓城厢镇追缴地主隐藏的米粮时,林昭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能启发群众说:“政策范围内应拿出来的,一粒米也不能少!”看到地主在人民面前的狼狈相,她心里再也不会有恻隐之情,有的只是冷酷的痛快。秋征工作中,有同志感到“向人家要东西,有理也没理”。林昭不这样看,她说:“群众主动找我去开会,中心谈秋征。我强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强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明‘合理负担和照顾贫户’,又大略算了算账,要他们村上自评,比比看谁应减免,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有理也没理。”当时工作队都发了枪,那年中秋,一男同学因为好奇试放了一枪。林昭严厉地批评他:“这是用来消灭阶级敌人的子弹,浪费了就是犯罪!”对方听了不以为然,林昭急得直哭。



有人说林昭他们冬天逼地主呆在水缸里,冻得地主彻夜嚎叫。这一说法目前尚无资料证实,但从林昭当时的其他做法推测,此事应该极有可能发生。林昭对“阶级敌人”冷酷无情在给陆震华的信中亦有反映,有一次林昭在信中提到“镇反”,她说:“前些日子在(太仓)城镇,‘五一’枪决了十多人,其中一个是我负责的街上的汉奸恶霸地主,我从收集材料,组织控诉,直到提起公审,是我出了一分力送了他的命。枪决后有些人不敢看,我是敢的,我是一个个看那些伏了法的敌人,特别是那个恶霸,看到他们这样死了,心里和直接受害的人民一样扬眉吐气。”



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另一特征是,林昭对革命群众怀有很深的感情,在对陆震华谈到当年收成时她说:“台风综合年的农作物多少造成了一些损害,但还不算太厉害,棉、稻的丰收还是有望的。当第一次看到农民欢欢喜喜地把雪白的棉花提回家来的时候,我心里也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们虽没有参加生产过程,但却参加了领导生产的过程,从号召扩大棉田,翻掉薄荷,条播,脱草,拔稀,摘头,打叶……一路下来,每一步都曾经过我们的鼓动、教育和组织,现在已经丰收在望,雪白的棉花收到屋里来了,怎不叫人高兴呢!尤其当想到这些棉花将保证千万枚纱锭运转时,更禁不得从心里欢喜出来!”她还无比觉悟地表示: “一个革命工作者,最高兴的事,应该是完成任务,而一个群众工作者,在对待群众的教育中起了作用,推动了工作之后,那应该是更高兴的。”



倪竞雄女士保留了一批林昭土改期间的信件,这批珍贵资料清晰地显现了林昭的纯真和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是林昭的性格特点,当初献身革命是这样,后来反抗极权也是这样。敢爱敢恨,义无反顾,全力以赴——这就是林昭,从不妥协的林昭,从不折中的林昭,从不放弃的林昭。下面的内容摘自林昭当年给倪竞雄女士的部分信件,当时的客观背景是:1951年春,林昭与倪竞雄互相鞭策,积极争取入党。当年3月中旬体检,林昭被发现肺部有阴影,确诊为第一期肺病。



1951年2月10日的信:“客观环境不能不使我们不向前,我相信你并没有自甘落后。但如更为争上游一些,我绝对相你会有更大进步,有时候我会这样想的。我们出来工作八九个月了,八九个月中,我们有所得。但,当我们一旦回去的时候,这些所得是否值得这八九个月的光阴?抑或辜负了?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我心中像烧着一团火。有时候,我深愿过去的日子再回来,让我重过一下过得好些……当然,这只是幻想。”“竞雄,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是也开玩笑也谈正经。谈正经诉心事无妨披肝沥胆,暴露不怕深,批评不怕重。以为如何?——望你举手同意。”



3月8日的信:“对你有些心情,我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不为别的,只为我自己也曾有过相类似的心情。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大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碰几下简直是必然的,早不碰迟也要碰。既碰了,就当它个教训接受下来罢。我想你如果能放下包袱生活和工作,你一定比现在走得更快,这是必然的。”“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家的温情把我抓住了,我想回家……我有一种逃避的心情。回家吧,至少在家里,我可以安定那么几天,让心上的创口结起来。”“此地有位同志有个怪论,认为人是没有感情的。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讲法,你怕也不会同意……竞雄,我希望你从此能一步步走出来,不要自己把自己关在圈子里头。你不用怀疑走了出来又如何?外面有无数火热的同志的手与同志的心在等着你!人是有感情的。阶级弟兄,革命战友,更是有感情的。”“对于自暴自弃,我想你是指文学事业而谈的。大凡一个人喜欢了什么,不大容易改变。我自15岁开始写稿投稿,至今更坚定献身文化事业的决心。你说心中像燃烧着一堆火。虽然时大时小、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熄灭过。我也和你一样,当想起对我所确立的志愿没有更多努力时,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不过我有决心继续努力,以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永不放弃我的笔。我深深体会到在哪里都不会没材料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丰盛的用之不竭的材料源泉。我宣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息地为人民的文学事业服务——尽我一点一滴力量。这不是漂亮话,真的,你想一想:个人的名利得失,比之我们整个的事业,是何等渺小不足道!”“我最近调城厢镇工作。近28人分成4个小组。我忝为小组长之一,任重道远曷胜惶悚。在八里乡时当了一个时期团小组长,是第一次干这工作,但对我很有帮助。身体则这晌较坏,咳嗽甚剧,有时发热,胸痛与眼的黑影更使人害怕。真的,我决不愿意让青春消磨在病床上。即使我真病了,我也要工作到最后一刻。也许我比别人活得要短些,但只要生命能被充分利用,早死也不为憾。”“我敢说,我们心中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眼睛仰望着同一指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向这方面努力,好吗?我们这挑战不是大吹大擂的,不是患得患失的。我们明确方向后,就竭力向这方面努力。如果做不到,让我们在见面时总结总结,检查检查,争取在1951年入党。好同志,请你伸出应战的手来!”



3月29日的信:“关于爱国主义,我也有你同样的感觉,事实上可说是今日每个中国人的感觉。确实在我心底深处蕴藏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同样多的对敌人的仇恨。你不这样觉得吗?要以什么去教育群众?教育者自己本身先得懂它。不仅要懂它,还得感受它。懂,只能保证你不说错,感受才可以使你以自己的热情去煽动起别人的热情来。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这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推动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土改)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的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当然我相信你,一定同样有这种感觉,别的人也会有的。怎么不?我们不都是新中国的儿女吗?”“身体问题——我不想告诉你,但亦没法不告诉你。最近已去检查过,透视结果有阴影,是第一期。领导上叫我休养去,我婉谢了,并提出等到城厢镇土改结束时(4月中)再说。你不要责备我不顾身体,事实是,我非到不得已决不愿休息。我们的战士在前线作战负伤不下火线,我认为自己身体尚未到需要马上离开工作去休养的程度。我们这也是战斗岗位啊!……在这生命的春天,季节的春天,要去躺在病床上,那究竟不件有趣的事。”“对入党问题,我思想上并无太大的包袱,一面我认定目标,为它努力,另一面我并不求速成。如果我今天不能入党,这说明我做得不够,我只有有明天更加努力。你对我的评语我诚恳接受。事实上,上次和你挑战的那些话,确也是针对我自己的毛病说的。首先是我应该时刻引为警惕,不要说过即忘。更希望你常常提醒我注意,好吗?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进步啊。”



4月14日的信:“告诉你,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我是坚强而快活的,有时他们惊讶我的劲头。而当我是做到了坚强和愉快之后,病的存在似乎更没关系。我觉得自己现在是比过去坚强了,最具体的表现便是不再哭。告诉你,我一九五一年以来只哭了三次,有一次是在醉后。这话也许听起来有些叫人好笑,但你从记忆里找一下我在新专时候的情形吧,我是不是进步了呢?”“竞雄啊,思想上的洁净真使人心情轻松,仿佛灵魂都充满了光明。你会笑我言不由衷吗?那我分析给你听,家庭包袱我不背的,他们拖腿不能影响我的,恋爱问题我不闹,也不预备闹。即或有时候碰到些孽障,我也能很好掌握自己。我有时候心想(你不要笑),谁要得到我爱是不会太容易了。我不计较级别与薪给,我工作得很快活。我还是热爱着文艺,当写出来的东西受到称赞时,我也高兴,但没有严重的成名思想来苦恼我,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我已经听到入党的要求提高了,条件不同了。如果根据我听到的一些来看,农工团能解决这问题的人就很少。是的,在最初听到的时候,我也有些怨意(只是“意”)。但我为什么要为此发愁、情绪不定呢?这样岂不是只能使我离开党更远一些吗?决不,我只有更积极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努力,党不会看不见的,你同意我这样说不?”“你也会有这样的经历的罢:独自走在田野里,看着那蓝蓝的天,轻轻软软的云花慢慢飘过,太阳柔和地照着,微风把青青的麦子掀起一阵阵波浪。那竹林、牛车、茅舍、小河……全都显得那么欣悦而丰富,令你禁不住要喊,啊!春天!”“真的,竞雄,在这季节的春天,生命的春天,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欢唱美好的生活?也许生活不如理想那样美好,但只要你有着一颗快乐的心,生活就会增加光彩的。我们会有一个无限丰富、无限光彩、无限美好的春天,而现在还只是开始。”



……



……



……



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林昭共参加四次土改,一次征秋,两次动员参加志愿军,三次发放土地证。1951年10月,苏南区党委通知土改工作团回无锡集中,全体团员进行思想总结后另行分配工作。林昭为期一年半的土改经历告一段落,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





4、流泪的良知

1951年12月21日。无锡东郊工人干校。



当天下午,林昭和好友倪竞雄边走边聊,有说有笑地向听大报告的会场走去。



她们是10月份随土改工作队一齐回到无锡的。之后,林昭回苏州家中小住,11月份又奉命归队集中学习。一转眼,离开惠山已经一年半了。这一年半间,惠山的景物常会在林昭脑海里回映。现在终于回来了,她和倪竞雄在学习间隙徐步在黄公涧畔,吟啸于三茅峰顶,看锡山龙光塔上一抹金黄的残照,听山涧流水低唱淙淙,望太湖水天一色,锦绣江山风光如画。她们重过昔日的山径,重温昔日的长梦,携手度过了好一段快乐悠闲的时光。



更难忘的还有一个难得的休息日。那一天,林昭与倪竞雄相约进城。



“今天可要好好吃个痛快!”林昭说。



“钱呢?”倪竞雄自觉囊中羞涩。



林昭指指手中的一件毛料丝棉背心,簇新的,是妈妈刚寄来的:“卖了它不就有钱了吗?”



林昭当真把背心卖了。她们先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挨着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统统吃光,傍晚回来一路上可真开心。



倪竞雄忽然感到有些不安,她问林昭:“要是你妈妈知道这背心的下落,不要气坏了吗?”



林昭笑笑,扮了个鬼脸。



唉,可惜美好的日子总是如此短暂。今天开完土改总结大会,大家就将各奔东西,苏南新专将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林昭和倪竞雄一路聊着正在合作的剧本《翻身乐》,林昭还讲了“原野”的故事,二人很快来到大会场。林昭在十一队,倪竞雄在八队,她们各自入座。不一会儿,报告开始了。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陈部长专程赶到现场作学习总结,这无疑显示了会议规格之高。陈部长宣布土改结束要另行分配工作,他说:“两年来,同志们经过土改运动的锻炼,有不少人入了党,不少人入了团,可也有少数个别人的思想改造成问题……一部分长期病假一时不能好的同志,请他回家休养。还有少数实在不接受教育、思想作风恶劣、两年来进步不多的人,我们要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改造,进城市工作帮助不了他们。比如大名鼎鼎的彭令昭!她一贯思想作风恶劣……”



倪竞雄脑子“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她看见周围坐着的八队队员“唰”地一下全转过头来,目光箭一般射向自己——人人皆知倪竞雄是彭令昭的铁杆啊。而倪竞雄呢,脸热心跳,如坐针毡,仿佛自己被亮了相。散会后走出会场,八队队长看到倪竞雄还意味深长地说:“你啊,跟彭令昭差不多,危险!”



晚饭后,倪竞雄只有一个念头,去看林昭!可当时八队管得严,即使自由活动也要集体出行,休息散步根本不准走过西边那座大桥,而林昭所在的十一队偏偏正在大桥的西边。请假没有获准,倪竞雄一夜没睡好,始终想着林昭如何经受得住这个打击。倪竞雄想起11月8日林昭曾告诉她:“小组里穷追我的历史问题,实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割开手指用血写保证书给队长。”当时林昭又流着泪说:“我有时想法很危险,走过小桥时,我如一脚滑下河去,人家也不知道我是故意的。我是心高气傲的人,我活着总不会脱离革命。但一个失去了别人对你信任的人,前途是可悲的。”倪竞雄听了这话心里直发怵。又想起12月12日中午,林昭叫倪竞雄来剪辫子。握着两条又长又粗、又黑又亮的辫子倪竞雄下不了手,林昭却嚷嚷着要斩断三千烦恼丝,逼着倪竞雄动了手。旁观的两个小姑娘急得要哭,直骂倪竞雄是个坏家伙。回想起这一幕幕,倪竞雄心慌不已:天!在上千人的大会上被部长点名批评,别说心高气傲的林昭,就是一般人也受不了啊!万一林昭想不开……



第二天虽然休息,队里却规定不许外出。好不容易上面说可以出去了,倪竞雄马上向十一队飞奔。宿舍里找不到林昭,浴室里也没有。有人塞给倪竞雄一张纸条,说林昭在这里等过她,现在集体看电影去了,林昭要倪竞雄到影院打灯片叫她。倪竞雄心想:你刚被大会点名,现在哪能再这么高调啊!她不敢到影院找林昭,只得怏怏回队。晚饭一过,倪竞雄也不请假就急忙奔到大桥上,想看看是否能发现林昭的身影。夜雾茫茫,什么也看不见。倪竞雄又奔回去,转弯抹角地向组长请了假,再次赶到十一队去找林昭。寝室空空如也。总算有人告诉倪竞雄,十一队全都在饭厅开会。倪竞雄蹑手蹑脚走到饭厅向里面张望,黑压压的人,不知道林昭在哪里。一个声音却清晰地传来:“本来报社要调你去,听到你这样的材料,就不要啦,彭令昭同志……”



倪竞雄在饭厅门外急得团团乱转。终于从里面出来一个人,倪竞雄赶紧叫住他,请他给林昭带个条子,让林昭到桥头找她。寒气逼人的黑夜中,倪竞雄在大桥边徘徊良久,却始终不见林昭前来。唯恐受到组长的责难,倪竞雄不敢再等,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一回到队里就听见一群人正在谈论林昭,倪竞雄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听不下去。这一夜倪竞雄依旧失眠,她反复问着一个问题:林昭究竟犯了什么错?!



第三天是星期天,中午聚餐前听说十一队就要开拔离开无锡。倪竞雄想放弃午休赶去送行,可组长不许。正焦急无措,两个小鬼给倪竞雄带来了一张林昭的纸条:“竞,终于缘悭一面,真是遗恨千古。这样分手也好,也许会有很多人(包括新专人)会劝你不必和我接近。不过我相信你的决断,信任你对我的了解。马上就走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语言在这些时候是多么无力啊!我只有衷心地祝福你,祝你过得好,附一张照片,聊当一面。希望我们的友谊由此得到新生,在这转折点,别为我难过,我会改好的……知即(作者注:意为‘知己即日’)。”



泪水夺眶而出,打湿了纸条。倪竞雄端详着林昭的照片,不知为什么,忽然间竟萌发出生离死别的感觉。



林昭究竟犯了什么错?



她不是已经把心都掏给革命了吗?



为了革命,她几乎抛弃了一切,还需要她怎样呢?



……



……



……



许多年后,当古稀之年的倪竞雄重新面对林昭遗像时,她总算想明白了:林昭啊林昭,你想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心不可谓不诚,志不可谓不坚。你追求进步之愿唯天可表!你对自己要求那么高,总觉自己改造世界观方面做得不够好,为此你常常自责、苦恼。可你知道吗?你的问题不在于别的,正在于你始终没有放弃自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你的自我是什么?是嫉恶如仇,是敢爱敢恨,是从善如流,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革命要求的又是什么?是唯命是从,是统一思想,是完全交付,是成王败寇顺昌逆亡。你与革命其实从一开始就南辕北辙!况且,你是那么一个感情丰富、思维活跃的纯真女子,而革命却是那么一架简单生硬、冷酷果敢的暴力机器,不把你磨平碾碎才怪呢!



的确是这样。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林昭最初也不过是一个满脑子乌托邦幻想的盲目革命者。她之所以最终成为英勇悲壮的反抗者、殉道者,虽然有主动舍生取义的成份,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她的性情、理念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都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社会习俗格格不入。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1951年。



当时,土改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每一个村落,镇压反革命运动又轰轰烈烈地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组织上特别强调党团员要在认识上、行动上站稳阶级立场,林昭所在的农村工作团十一队动不动就洗脑子、开会议,而林昭因为给父母写信、未划清界线,成了全队的焦点。6月6日,土改队队委、团支部书记等特地赶到十一队所在地“重点”帮助林昭。面对一个接一个的严厉批评,林昭百口莫辩。



有人率先发难:“彭令昭!众所周知,你父亲曾任国民党县太爷,你母亲是国大代表,你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官僚家庭!你到现在还与这样的家庭藕断丝连,这说明了什么?!”



林昭解释:“1949年我离家出走投奔革命。为此,我与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可是后来随新专同学参加农村工作,当时的队委和同志们都认为,我如此决裂地对待一个并不是劣迹昭彰的家庭怕影响不好。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才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与父母打通思想。如果不是同志们的劝说,我那次是根本连信也不愿意写的。”



有人步步紧逼:“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难道没有被反动官僚父母重新拉下水?”



林昭申辩:“不是这样!后来父母给我回信,告诉我许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其实他们一直在暗中为革命做事,我父母始终是支持革命、向往光明的!我妈解放后被选为苏州市政协委员,这充分证明党和政府是肯定她、信任她的!至于我父亲,虽然他表现不够积极,但他也是从来不做坏事的,平时就喜欢呆在家里读书,深居简出……”



有人意味深长:“看来你十分理解和同情你的父母嘛,难怪你舍不得与他们划清界限!彭令昭同志,你是革命团员,你可得站稳立场啊!”



林昭反驳:“我不明白,站稳立场就一定要与家庭断绝关系吗?革命团员难道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连爹妈都不要?!”



有人大义凛然:“彭令昭,你放肆!谁说革命团员不要爹妈?我们要的是不拖革命后腿的父母!是不给革命抹黑的父母!你比谁都清楚,与反动父母保持联系就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你一边参加革命一边接受反动信息,你到底居心何在?!”



林昭委屈莫名:“我写信回家是教育他们好好改造,转变立场,难道这也不对吗?”



说着说着,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四座当即震惊,炮轰林昭的人不得不停了嘴。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次,差不多每次开会洗脑,林昭都会被大家口诛笔伐。其实这能怪谁呢,谁让你的家庭如此引人注目呢?谁让你的父母如此出类拔萃呢?频繁的政治运动需要大家不停地寻找靶子,不把你当靶子,大家就得朝自己开枪。所以,不攻击你攻击谁呢?再说,攻击你也是为了帮助你,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大家不能见死不救啊。然而,林昭却无法招架同志们的“帮助”。这样的“帮助”不断地伤害着她脆弱的身心,每一次都让她痛苦不已,但已经没有退路了。



经过同志们苦口婆心的“帮助”,林昭后来总算“认识到”:父母确系反革命一类,而母亲只是在表现“进步”罢了。6月19日,她给倪竞雄写信道:“最近为对家庭看法问题,亦曾一度与同志们有过意见分歧,但现在解决了。本来我只单纯地看父母有没有被捕,且近日来信,一改过去落后论调,甚为‘进步’。因此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人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且又做得不低,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对人民是绝对没有利的,应该属于反革命分子一类。经过这次的事情,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阶级意识、立场观点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我需要更好地锻炼自己……一个人的改造过程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尤其是我们这些人旧的尾巴太长了,但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党不断教育我们(要)成为新中国的好儿女。”



除了家庭出身这一阴影,林昭耿直率真、豪爽热情、不拘小节的个性也无数次让她遭遇坎坷。事实上她在总结大会上被当众点名,就是没与头头脑脑“搞好关系”,以至被打击报复的直接结果。关于林昭思维和语言的锋利,不少人都印象深刻。作家林斤澜评价当年的林昭说:“那样十七八小小年纪,那样新解放的蓬勃气氛里,就叫‘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仿佛书本上读引过的,在‘五四’前后,叫做‘叛逆的女性’。”正因为如此,当年新专毕业,上下左右临别赠言,曾把一个旧词“反讽”林昭,叫做“生不逢辰”。指导员李茂章说:“林昭很善于和人交谈,在交谈中又往往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从未见过发生面红耳赤的情况,总是在争论中伴随着阵阵笑声。这种争论不分对象,她和我、她和胡子衡都有过。她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说违心话,从不随声附和。”这种性格李茂章、胡子衡能接受欣赏,其他人却未必了,灵敏的嗅觉、世故的头脑让他们不由分说就把林昭归入另册,而心底坦荡的林昭对这一切还浑然不觉。是啊,对陈部长们来说,革命也不过是一种生存方式罢了,除了投机还是投机,与理想无关。而那些革命队伍里的理想主义者呢?经历过一次次“洗脑”、一次次“碰壁”,他们不得不或否定、或放弃、或修正、或沉默。只有林昭,不愿意成为那沉默妥协的大多数!林昭的良知在流泪!



林昭也知道自己长了一张“刀子嘴”。1950年8月19日,在给好友倪竞雄的信中,林昭对此曾作过自嘲,并表示无能为力:“敝队队委(即整风时在农运报上检查过命令主义的)最近双喜临门——一是奉调去党校学习,二是已决定与原籍之黄脸婆及亲生小儿脱离,另娶本队一位身材长长的女同志为妻——你或许又将怪我口角尖刻,但不知怎的,我每提及此辈老兄作的这些孽事,口解就恁怎的也厚道不起来。”“贵队长之‘恋爱条件论’确有些幽默感,当然,若以春秋笔法来批判之,则拆穿了讲也不过只是为自己之娶娘子找充分的理论根据耳。”又一次她竟忍不住大骂“他妈的”:“此地村小,大者七八十户,小者三四十户。敝组负责两个乡,敝人负责一个村。另外,又接到支部委任,要我担负八里乡(敝乡)青年工作之职,我最初当然不胜惊异,坚辞不就。后来支书无奈,只好说了实话:‘你瞧我难呢,没人哪。’我回头一瞧,真的,刚好我们组几位团员同志都分派到另一个乡去了,八里工作组内团员只我一人,别无分出。我笑接受了任务,心里可没作起劲打算。他妈的,原来你们是因为没有人了才用我的!”



下乡土改的这段时间,林昭正值妙龄,风华绝代。相貌脱俗、才情出众的她走到哪里都是风景,招引得不少男人为她坐卧不宁。而林昭和一般女孩子不同,她热情大方、感情脆弱,喜欢结交朋友,不管这人是男是女。林昭有一条“哲学”,她说:“旧社会里认为异性之间无友谊,但这句话肯定的不适用于新社会,更不适用于革命队伍。”1951年,在给中学同学陆震华的最后一封信里她说:“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有什么感情是比同志感情更崇高而又广阔无垠的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林昭的“哲学”,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恐怕这些“软问题”也是林昭遭人嫉恨、惹人非议的因素之一。



真正深入林昭内心的仍然只有女友倪竞雄。1950年6月26日,林昭在给倪竞雄的信中提及感情问题:“我自到太仓来后,一向情绪比较平静,心情愉快,但自五月初起,叠遭风波,情绪上又难免起了波动。这事是感情上的孽障,有位同志(比我们高些)三月以来常关心接近我,他的关心较诚挚而不令人作呕,我自亦很感激,当然在感激之余不免有些怀疑。后来他告诉我,在苏州初见我时就对我留意,因为我很像他十多年前病故的爱人。这像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故事,我当时也谅解他这种感情,因之,虽然他是已婚十余年的人,我仍在感情上给他一些慰安——当然这个人亦自有可取,否则,你可以想见,如我之心高气傲,当不肯随便施舍自己的爱情——后来他调离此地,此事在分(组织)合(夫人)交迫之下,就到了结束的阶段。我虽早知这故事总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人在感情问题上,我也吃了很多亏了。但对他动了真感情的人,往往说不起来(这种人也不多,不过二三人而已)。另外也确有为我动情的人,但我又往往不取他们。看你来信,我有一点共鸣,我本来也有此想。一方面觉得在这问题上已冷心到之底,另方面女同志结了婚,总妨碍些工作,我曾以调侃口吻称她们为‘太太’一级干部,自己当然对此有大踌躇。最后,我素来体弱,又患TB,结婚对我殊非所宜。由此种种,我与你想法相同,但这些话我们之间说可以,你不要和别人说,只怕引他人冷语,又何苦来?”



1951年1月11日给倪竞雄信,提及一男士来信表示好感,但林昭对其较反感。这一系列情感波折让林昭对婚姻顾虑重重,为此她曾奉劝过倪竞雄:“所以我倒忠告阁下将来也要三思而行,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不会有太不成话的事,但所偶非人倒也事关终身。在这一方面,我至今尚未看见过太好太令人羡慕的典型。这是相当使人寒心的。至此,顺便答复阁下的疑问:你为我后代忧,谢谢,我一辈子没爱人没儿女也决不引为人生遗憾,尤其小孩子,除了画图上的小孩子之外,我不喜欢任何小孩子……”写此信时林昭年方20岁,这些话也算得上是青春少女的“小牢骚”吧。



1951年10月14日,在农村给倪竞雄的最后一信:“竞,我亲爱的:我谨以情书规格来写这封信。晴天霹雳:统统调走……此时我也无暇问别的,但急问:吴江队调了没有?他们说:也在数。哈哈!雀跃三百。旁人说:莫非你有什么亲爱的在吴江八队,我笑道:正是我有一位怪动人的亲爱的在那里。”“说真话,集中并使我怎么愉快。我不想见新专同志,因为心里觉得羞见江东父老(作者注:指没有入党)。惟一安慰,便是可以和你重见。真的,我挺想你的呢。料阁下人非草木,总也不无同感。然而相见在即,快何如之。”“今年2月26日,我与两参土改的军区同志打了个赌,赌得很特别,值得告你一笑。赌的内容是,我五年内是不是会结婚?如果结婚,我就输了;否则他们输了。谁输了,罚二石米的代价请客。彼此约定于1956年2月26日大家碰了头再说——你看好玩吗?我之所以和人家赌,也就是为了心中不以情欲为念。”



其实那个时候,林昭还没有把大多数话讲出来。那个时候林昭对革命还充满幻想,尽管现实一再让她流泪不已,但当时的她还无法理清这千头万绪,她只能私下里反思自己、折磨自己。1950年11月20日,她在给倪竞雄的信中坦陈:“确实,有些话,很多很多话,对于想了解我的人是很丰富的材料。但谁也不会得到它,它们深深地埋在我心里了。”“在我的日记上,满纸不祥之话。没法,似乎一拿起日记,就不禁不由的要发发牢骚,发泄一下落后情绪。反正这东西是不见人的,没人给我戴大帽子。于是日记成了我灵魂的小天地,谁要看到我的日记,他就进入我的心了。”



在土改总结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后,林昭与一系列好工作失之交臂。1952年初,她与同学钱惕明、叶强、陈叔方一起,被分配到常州一家民营小报《常州民报》工作。又过了好几个月,在一次全队的集中检查上,林昭的队长才痛哭流涕地承认,对林昭一直以来有打击报复的成份。1952年3月13日,林昭为此痛苦地致信倪竞雄说:“多少次,在旁人只听到我低声吟唱着什么的时候,我的泪水流向心房。在我脑中常有一个东西梗着:怎么?我真已到了这么不堪救的地步了吗?是的,我对不起党,可是,我也总怀疑是不是有人对不起我。那时的思想之苦痛,不能言矣。我录下了自作的一联联句给你看吧:‘恶名素着/坏事齐归/百身莫赎/百口何辩/谁知清夜泣血/衷心更比黄连苦 真言难说/善行无录/求生不能/求死无术/唯叹罪孽深重/回头已是百年身。”



好一个“百身莫赎,百口何辨”!好一个“求生不能,求死无术”!难道林昭真的已经对革命心灰意冷吗?不,此时此刻的林昭还远没有觉悟。她和那些心地纯善的人一样,只要组织说一句宽慰的话,便立刻把曾经的屈辱抛到了爪洼国,以为那些屈辱都是个别恶劣人的恶意所为,与组织全然无关。林昭是这样向倪竞雄描述领导对她的关心的:“现在我们的直接领导——纺织党委书记——名何希敬,我为请假问题与他谈了好几次。他在百忙中抽出两小时和我详细谈,他问我有什么思想问题,我当然不愿暴露。后来禁不住他诚恳地一问再问……我感于他的诚意,把思想情况都对他暴露了。他说:‘过去对你的问题,领导上是该负责的……而这回你所以想回家,我们应负责任。没能在你病中很好照顾你,所以使你感不到革命队伍的温暖……’你想我说什么呢?竞,我当时是哭了的。当然和队长检查时的哭不同(何还说:我不是某队长),我像是又看到了胡子衡。”



就这样,几句稍微温暖一点的话就让林昭感激涕零精神焕发,她迅速抱病重投组织的怀抱:“我假也没有请,休息两天,就去工作了。自从那天以后,我思想一直平静而且愉快,脑子里再也不想到其他东西,只有工作。我主动的搞工作、作汇报,我的喜乐随工作开展而增加。真的,我很愉快而且安静。我想,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和亲爱的同志们的鼓励下的三五反运动,你知道,亲爱的同志,一个人在复杂尖锐而又艰苦的斗争中,是会有新的发展的——政治上和思想上。”



倪竞雄女士后来证实,林昭土改前后至少有过两次感情波折:其一发生在苏南新专,林昭暗恋为人沉稳的组长,组长则坚持他与林昭只是同学之谊,二人不了了之后,林昭有一段时间相当受伤;其二发生在土改期间,与林昭同队的陈女士若干年后告诉倪竞雄,林昭当时爱上一位大报记者站的负责人,当得知上级要把他调离吴县时,林昭抱着他大哭。此外,也有一些男士主动示爱,却被林昭戏弄。林昭有一次对倪竞雄说,有一男士对她大献殷勤,还留下很多邮票,希望以后多多通信。“你猜怎么着?我就想写一封信,把所有邮票全贴上去,一次性全还给他!后来我想乐得留下自己用,一封信也没有寄给他。”说罢林昭得意得大笑不止。至于在上千人的会议上被当众点名批评,倪竞雄表示是林昭得罪了顶头上司的缘故。原来,林昭的顶头上司看中一位姑娘,他不顾姑娘已有恋爱对象,横刀夺爱。林昭对这类“霸王”作风向来十分反感,没少当面背后地冷嘲热讽,而该上司心胸狭隘,竟在决定林昭命运的时刻送上了一把尖刀。倪竞雄至今坚信,土改被当众点名批评对林昭的伤害,决不逊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关于林昭的情感,妹妹彭令范在1998年有过相当中肯的评价:“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是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淡淡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但我不知道她是否得到过真正的爱情……”





5、记者生涯

1950年3月,中共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底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但是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造成“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草菅人命的现象。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是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大大高于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另有估计,“镇反”运动实际处决人数高达一两百万。



1950年6月30日,中共颁布《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土改时镇压了一大批“地主”,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整个土改,全国据统计有200多万“地主”人头落地。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朝鲜战争因此升级。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兵240万人,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战斗伤亡36万人,非战斗伤亡41万人,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到上千万吨。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总花费高达500至600亿美元。为维持这场战争,中国政府压缩一切开支,把国民收入的50%用在朝鲜战场上,并向苏联借了巨额外债,一直到1960年还没还完。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武训传》上映于1951年初,反映了清末“义丐”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毛泽东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他严厉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他说“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由引得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结论。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场大批判整整持续一年多,给新中国电影艺术带来毁灭性打击。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1部。1951年至1954年四年中,全国共计拍摄电影16部。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合称“三反”、“五反”运动。中共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开了人与人之间互相揭发、互相陷害和谩骂的先河。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结合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回头再看,林昭当时所受的委屈确乎小了点。然而,个人的委屈即便再小,也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时代的大悲剧往往皆由个人的小委屈汇聚而成。如果我们无视一个人的小委屈,则所有人遭遇大委屈的日子就不远了。况且,每个人的心灵是如此独特,当哈姆莱特在琢磨“生存还是死亡”时,高尔基在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林黛玉却在低吟“他日葬侬知是谁”。所以,这些“小委屈”到底对林昭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我们真的永远无法准确探知。



1952年初,21岁的林昭是被组织派遣到常州工作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急需大量人才。尽管在组织眼里,像林昭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毕竟是主动投奔组织并接受过教育的,属于“可塑之才”。于是,林昭和苏南新专学生一起,当仁不让成了抢占吴中宣传高地的生力军。



《常州民报》是家规模不大的私营报纸,林昭初来乍到,却始终牢记组织的教导:“我们是党派来的,要宣传好党的主张。”林昭的笔锋向来很健,她很快成了民报的活跃记者,以林昭、小昭、高翔等笔名,在副刊、新闻等版块发表了通讯、诗歌、相声等几十篇作品,如:《在总路线的阳光照耀下前进》、《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林昭采写这样的文章兴致勃勃,她和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那么地渴望民族振兴、期待国家富强。当眼前这个新政党承诺要带领饱受患难的中国人民走向美好未来时,她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党、不爱戴这个党?当自己与党的一些人发生磨擦时,那也只是这些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而绝不是党的问题。即便对党的一些政策不够理解,她也仍然相信那只是党在某一阶段、某一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所以,尽管这一时期林昭还会经常忍受这样那样的个人委屈,她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以至于经常抱病工作。



林昭自幼体弱多病。离家以后,一方面生活条件有所下降,吃穿住行经常十分简陋,另一方面林昭自己也抱定“苦行僧”思想,妄图以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来洗刷家庭出身优越的“原罪”,于是她的身体状况越发糟糕,经常日以继夜地咳嗽。期间母亲多次劝说她回家休养,可她总是病刚见好转,就又扑到繁琐的工作上。1952年5月,她在给好友倪竞雄的信中说:“最近一二十天来,很少在半夜以前休息过,有时搞材料直到清晨,白天还得工作或开会。我在睡得最少时不过睡二三小时一天,不过我很愉快。在看到同志们或党国旗和毛主席像的时候,我可以不致如以前那么不敢抬头了。”



林昭诚然是喜爱报纸工作的,她从中学起就参与办报、写稿,对采编可谓是驾轻就熟。但如果这时把她安排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她也一定会热情似火,因为工作在她眼里已得到升华。倪竞雄因怕做财经工作苦闷,林昭为此还专门写信劝她:“姐姐同志,要说干了财经工作就终结了文艺生命,我怎么说不敢同意……就是算盘或商人,行情或业务,也总离不了生活,离不了斗争,离不了群众。既然有生活……都是生活在斗争和群众中,创作的源泉永远无枯竭之理。我觉得在最近一晌我确实是在尽量向‘忘我地工作’努力。如果真是全心全意考虑如何地把工作做得更好,个人是绝对忘得掉的。而真正从心底热爱你的工作,自己也就得到了最大的愉快和安慰。”



通过工作,林昭还觉得灵魂得到了净化:“我这会思想上比以前干净些了,因为以前想的是‘我’怎么样,而现在我想得最多的是工作。我热衷于工作的出发点,在最初只是为了赎罪和忘却,之后工作本身的兴味大大鼓励了我,之后我又把个人爱好结合了进去。你知道我的,我一直深爱艺术并且愿意做一个艺术家。我惊喜地感到群众工作是一门最完整而精致复杂的艺术。这里面有壮丽的画面,有辉煌的文字,有动人的诗篇,有动听的乐曲——有时代的脉搏。我感到做一个这类艺术家的光荣。我衷心的热爱了我的工作。”在民报当记者的日子,民丰纱厂(常州国棉二厂)是林昭经常去采访的基点。第一次接触民族工业,第一次接触产业工人,她觉得哪儿都十分新鲜。工人也喜欢这个漂亮记者的率真勤快,她与工人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并率先全面介绍了全国劳动模范徐建华的事迹。



苏南新专的几位同学毕业后又成了林昭的同事,他们回忆林昭当时嘴角常常带着微笑,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轻易不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因为尖锐的批评总是伴着微笑进行,所以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1953年5月斯大林逝世后,林昭有段时间一直在发辫上扎着两朵白花以示纪念。那时候她身穿花格布上衣,又常常肩披外衣,轻声细步地踱来踱来踱去。同学陈叔方对林昭的三件小事印象深刻。有一次,陈叔方和林昭一同参加一个处理小业主虐待学徒的会议。那时解放伊始,会还开得比较民主。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小业主巧言善辩、八面玲珑地为自己掩饰,而另一方面学徒工却紧张窘迫、表达不清的可笑场面。眼看会场秩序有些混乱,林昭很着急,她当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径自跑到主席台上交给主持人,意思是要他站稳立场。主持的领导看了条子后点了点头,很快调整了气氛,扭转了会议的局面。陈叔方对林昭处事果断大方的做法十分赞赏。



还有一次,大家在办公室里议论解放军坦克经过市区的事——



“已经解放了,城里又没有敌军,解放军不应该把坦克开进市区。”



“读者反映坦克把路面都压坏了!”



“是啊,几次三番进城,轰隆轰隆的,搅得人心神不宁。”



大家七嘴八舌正说着,林昭路过办公室听见了,她当即停下脚步反驳道:“你们这么说真是对解放军的大不敬!我们的和平是解放军换来的。现在解放军进城,我们欢迎还来不及,怎么还说这些怪话?”



这时,窗外忽然又传来“隆隆”的马达轰鸣声。



“来了!来了!解放军又来了!”有人喊了起来。



林昭闻声迅速来到窗前,她全神贯注观察着一队解放军军车拖着大炮经过街面,一群孩子欢叫着跟在后面跑,车上的解放军战士也挥着手向孩子们打招呼。看着看着,林昭忽然掏出小本子,飞快地写了一首诗。还没等陈叔方反应过来,林昭已经把小本子塞到陈叔方手中。这是一首歌颂解放军、歌颂和平的诗,写到了战争与和平,军人与孩子。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民报副刊上,陈叔方为此十分佩服林昭才思敏捷。



第三件事让陈叔方无言以对。



盛夏的一天,天气很热,饭后尚未上班,陈叔方一个人在办公室休息。



这时,林昭来了,穿了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



陈叔方笑道:“你这件裙子很别致啊!”



林昭淡淡一笑说:“我自己裁剪的。”



说完,她脸色阴暗起来,忿忿不平地对陈叔方说:“难怪领导就不能批评吗?他们怎么像法西斯一样蛮横粗暴呢?!”



然后就把新近发生的一件事告诉了陈叔方。原来在一次开会时,林昭对工作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主持会议的领导当即对她横加指责。林昭不服,争论了一番,领导遂发动大家对她进行现场批判。林昭一气之下退出了会场。没想到领导气极败坏,竟然下令叫几名男同志强行把她架回会场,继续批判!



林昭说着说着,忍不住放声大哭。



陈叔方一时间实在找不到什么言语能够安慰她,只能绞了一把毛巾给林昭擦眼泪,默默地听她讲。



后来陈叔方叹息道:“唉,别哭了,别哭了!哭伤了身子不值得。你就把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吧,不必过于认真。”



哭了半天,林昭发现自己已经让陈叔方十分不安,遂慢慢止住了哭声平静下来。她红肿着一双眼睛抽泣着说:“没有关系的,我说过就算了,自己会处理的。”



陈叔方知道,也许明天林昭又会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但她内心的伤痕决不会就此轻易消失。这样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没人说得清。只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



2月初,林昭在常州病倒。原准备请假回家休养,后来又放弃了。1952年这一年,林昭极其虚弱,肺病经常发作。直到了6月25日,她在给倪竞雄的信中透露:“本月初为着咳嗽利害,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次。我也料得到这回可能会有点儿什么的,因为我咳得很凶,并且胸口常常痛。透视结果,当真是稍微有了些什么,小意思。自经那一天后,我心绪更不宁静了。有时我也会很平静地等待着,感觉‘死’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但在另外一些时候,生的意志强烈地扭住了我,想到自己的生命还那么年轻,想到自己有些才能,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但是,棣,我得承认,有许多时候我是在糟踏自己,紧张的工作,很少的休息(现在还好些了),反正,肉体的一切痛苦都比心灵的痛苦容易忍受。你记得么,没有蔷薇的春天……活在这没有爱的人间……”面对病痛,林昭表现得是如此坦然。与心灵的痛苦相比,工作之累、肺病之咳似乎都不足挂齿了。



10月2日给倪竞雄信:“我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心情很凌乱而离奇,主因是为了与一位同志闹了一顿,事情很小,但他竟大骂了我一顿,甚至说我‘压迫’、‘统治’他云云。真令人啼笑皆非,颇有‘人间何世’之感。因此,棣,殊不痛快。也许这些都不大值得,很可付之一笑,可是我还没有那份儿政治修养(或曰玩世天才)。”



在这封信的后面,林昭抄录了三首自己创作的诗词与倪竞雄分享,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那难遣的苦闷和忧郁:





(一)



昨夜几番惊梦,



梦里频传乡音,



孤鸿游子意,



秋云故人情。



觉来枕边犹温,



斜月照彻梦痕。



江南无限好,



何时是归程?





(二)



更深凭阑悄立,



万恨千愁牵心。



有泪皆成血,



无泪更吞声。



今宵归梦何处,



故园芳草青青。



秋风深巷里,



寂寞起三更。





(三)



二十年,



一梦过,



宿孽重,



折磨多。



心中更比黄连苦,



徘徊怅望在歧途。



寒风刺骨日又暮,



云里天涯路。





到了秋冬季节,林昭的肺病更严重了,甚至时不时咳出血来。12月10日在给倪竞雄的信中,她说:“十二月一日,我吐了血。起先较厉害,后来少些,吐了一天多,直到二日下午,痰中还有血点。这次吐的全是一点点一丝丝的,好像记得说这比满口血还坏。我休息了两天光景,事实上血还没全止的时候就起床了。”



之所以突变如此,主要是心情的因素:“这一次的吐血,除了身体衰弱,心情忧悒影响很大。在吐血前一晌(约七至十天),我差不多每天都长歌当哭或是背人流泪,感情幽塞得了不得。我对一切都少兴趣,也恨自己……眼看到别人在前进,自己落后,自然也很苦痛。最苦的就是连哭的地方都没有。我只好常常唱一些悲凉的歌以发泄感情。有同志说我的歌声不健康‘像哭一样’,事实上歌声已经混合了我的眼泪。这次吐血好像也并不算意外。棣,你知道吗,那些血,鲜红鲜红的,我就不知道它应当是苦的还是酸的,也许都有在里面。”



这样的凄惨光景除了对好友,就不能对第二个人说了。父母如若知晓,非得奔到常州把她扛回去不可:“病起后,胃口更坏,一直很少好好吃些东西过,饭总是一碗了事,有时一碗也吃不完。有一次到一家面馆里去吃东西,无意间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憔悴无神,脸色惨白像死人一样,一丝血色也没有。以后,每听到别人说我脸色不好,我就会想起自己那天看见的样子,也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



在这封信里,林昭隐约涉及到失恋的秘密:“关于爱情,我记得一句话:‘爱只能爱一次,并且是永久的。’我不是一定要为谁守活寡,但我确实已经爱过人,我是很真诚的,别人侮辱了我的爱情,毁坏了我的青春,在我的感情上留下了永恒的创伤。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对这类事很难轻之易之,一笑置之。既然我错用了感情,我就让它死在那里——惠山下的故墓上。我没有忘记过那个人,但也没有宽恕他。对某某之流,我不斤斤计较他们了,但也不原谅他们。我对他们有着一种冰冷的憎恶。如果街上碰到,我总想法装不看见,不招呼他们。”



就这样爱恨交织,林昭度过了不同寻常的1952年。1953年,《常州民报》奉命撤销,林昭权且结束了一年有余的记者生涯。根据她长于写作的特点,组织上将她安排到常州市文联工作。当年,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原苏南新专教育长罗列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副主任兼新闻专业负责人。林昭闻讯,沉寂已久的求知欲望一下子又萌发出来。经过这些年的磨砺,她已经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学习了很多。现在硝烟纷飞的年代已成过去,新中国进入了恢复发展的建设时期,该访求名师、拜读名校了!



好在常州领导批准林昭复习参加高考,罗列老师也向当年的才女发出了真诚邀请。于是,林昭将往日的阴郁和困惑抛之脑后,一门心思沉浸在书本之中。1954年夏天,林昭以江苏省最高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以五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彭令昭”的名字位列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之内。因属干部,林昭每月工资25元。父母得知,悬了多年的一颗心就此放了下来。他们满心以为22岁的大女儿就此走上了人生的坦途,殊不知林昭的荆棘之旅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 觉 醒(1955——1959年)



1、红楼林姑娘

北京大学,一个多么高贵典雅的名字!一个多少令人神往的圣殿!它是五四的摇篮,它是文明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见证。蔡元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顾颉刚、梅贻琦、傅斯年……把这些北大走出来的民族精英用青铜塑造起来吧!让他们用不朽的灵魂捍卫北大精神的高洁,让他们用青铜的身躯呵护未名湖水的纯净。噢,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未名湖畔邂逅这些铜像,那与先贤大儒并肩抵足的最后一尊,除了瘦弱清丽的林昭还有谁配呢?!



1954年秋天,林昭千里迢迢从上海赶赴北京。当她一脚踏入北大的世外桃源时,这个中国第一校还古风犹存、旧景尚在。来来往往都是全国各地的天之骄子,低头抬头俱见如雷贯耳的名师大德,林昭不由地想:这才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啊!尽管社会上各式各样的运动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校园毕竟还是校园,无论走到哪里,都自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儒雅和淡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感受着这样的氛围,林昭的心越发宁静。她像一条干渴已久的鱼儿,一遇到大海便立马无影无踪地潜了下去。



北大新闻专业54级有一百多人,大多是调干生和党团员,分为四个班。后来一些“三代清白”的同学被挑选赴东欧留学,剩下的98人合并为三个班,林昭当时在第三班。那时候,她一般总是自称“林昭”。以至于开学两个多月,师生都不知道“彭令昭”到底是哪位。有一天,全年级学生正在阶梯大教室上杨晦先生开设的《文艺学引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邮包走进来叫道:“彭令昭!彭令昭!谁是彭令昭?你的书到了!”大家正莫名其妙,只见林昭站起身走到冯先生身边认领了邮包。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姑娘”就是真人不露相的彭令昭啊。



在北大,同学们都喜欢称呼林昭“林姑娘”。因为她来自苏州,恰巧“姓”林,且外貌清灵秀丽,身体弱不禁风,走路一摇三摆,说话嘴不饶人,性格柔中带刚,气质孤芳自赏,兴趣十分广泛,才华百里挑一,简直活脱脱一个生活版的林黛玉。北京学生张玲系北大西语系教授、哈代研究专家张谷若先生的女公子,也是林昭在北大时的闺中密友。见面第一眼,林昭就给张玲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条南式辫子吊在耳际,浅灰蓝色工装裤裁剪合身,白衬衣,体质弱,瘦长脸上长着一对南人那种灵秀的眼睛含着笑。”而同学孙文铄则是开学不久就领教了林昭的“刀子嘴”。那一天,三班同学在未名湖畔的石船上,为赴罗马尼亚留学的杨家春同学开欢送会。林昭唱了一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孙文铄在回宿舍的路上批评她不该唱这首有小资情调的歌,林昭立刻反问:“难道让我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孙文铄顿时哑然,知道这位女同学没那么简单。



不过,就算是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林昭的才华也很快脱颖而出。当时读大学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上课全凭听讲记笔记。林昭的笔记是记得最快最好的,字迹清丽,条理分明,成为同学们“对笔记”的样本。同班同学李天宠回忆林昭非常好学,有一次林昭与他一起乘电车返校,两人都没找到座位,只好拉着吊环站着。林昭与李天宠交谈了几句后,就从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书,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持书,就着车上微弱的灯光看起来了,全然不顾电车的摇晃和震动。还有一次李天宠应邀给同学们讲解围棋,林昭忽然问:“为什么这种棋要叫围棋?”李天宠随即用棋子摆出各种阵势,说明包围与反包围是这种棋的基本战法,所以叫围棋。结合当时正在学习的《矛盾论》,李天宠又阐述了围棋的棋理,以及内线中的外线和外线中的内线等。林昭听得十分入神,马上表示要向他学习。李天宠因此认为,林昭兴趣之广远在一般同学之上。北大四年,李天宠仅到过女生宿舍一次,还是偶然随陆拂为一同前往的。当时林昭正在房间的一角看书,见李天宠他们进来,只随口应酬两句就又沉浸到书里去了。李天宠从来没想到平时热情奔放的林姑娘,竟然也有这样“呆”的时候。



北大教授游国恩先生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大师。来自山东青岛的中文系学生张元勋证实,游国恩教授对林昭十分欣赏,曾建议系里将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以后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但最后不知为何没有实现。张元勋回忆,自己有一次到燕东园探望身体不适的游国恩先生。游先生提起林昭顿时赞不绝口,说她勤学多思,是个前途未量的好苗子。张元勋在北大时住在十五斋。当时十五斋还有位新闻专业的男生叫买买提·塔吉里克,据说来北大前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系里指定林昭做买买提的“辅导员”,帮助他学习一些课程难点。林昭因此常来十五斋,与张元勋等也慢慢熟悉起来。张元勋与林昭第一次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当时林昭在一盏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张元勋注意到那是《毛诗郑笺》。



一起从图书馆出来后,走在南阁、北阁旁的幽静小路上,林昭若有所思地对张元勋说:“《豳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这岂不荒唐!”林昭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林昭的观点让张元勋耳目一新,他当即明白游先生为什么对林昭褒奖有加了。张元勋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与沈泽宜放出了“第一枪”,成了北大“五·一九”运动的出头鸟。林昭入狱后,张元勋曾以“未婚夫”的身份冒险探监。



游先生对林昭的看重,后来也得到杨晦先生的证实。1980年12月12日,林昭平反追悼大会在北大举行的次日,张元勋和林昭妹妹彭令范一起拜访恩师杨晦先生。86岁的杨晦先生老泪纵横地告诉二人:“当年在讨论逮捕张元勋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将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时,我是坚决同意的。”先生叹息道:“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成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其实,林昭的才华哪里仅仅展现在古典文学一端呢?她从小就有成为作家的宏图大志,十来岁著文发表时已颇有文采。后来进入苏南新专学新闻、进入《常州民报》当记者,她又把新闻干得有声有色。就读北大新闻专业后,林昭满怀希望要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要为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而因为古、近、今体兼能,下笔有如神助,入学不过数月,她在北大诗坛便独领风骚!



1955年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立“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包括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美术社、武术社及北大诗社等。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抒情诗人薛雪,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林昭是诗词文赋俱佳,古今中外皆能,是这帮莘莘学子中少见的“全才”。林姑娘的美名由此兴焉!诗友聚会正仿佛大观园里的结社,每一次都热闹非凡、意趣盎然。林昭极爱与人斗嘴,她一出场必有一番舌战,有时候是争执,有时候是讨论;有时候猜灯谜,有时候忆亡书;有时候联诗句,有时候议古今……总之,非得把气氛弄热火了不可!那真是一段值得珍藏的黄金岁月啊。



北大诗社自成立起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32开小本,自1956年改为16开本,林昭与张元勋都被任命为编辑部成员,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校对清样极其认真,往往在车间一呆就是半天,当时的厂长唐海宽先生对她的认真与细心佩服不已。1955年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经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快乐里,林昭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作最后校对。那一期张元勋和林昭同为责任编辑,走出印刷厂的大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园里播放着悠扬优美的轻音乐舞曲,学生餐厅的除夕聚餐宴会已将结束。来到大饭厅时,工人们已经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妆舞会马上就要在装饰一新的餐厅开始了!林昭和张元勋赶紧从窗口要了两份菜,两个人坐在角落里匆匆打发了肚子。元旦一大早,林昭和张元勋又及时赶到印刷厂,取走工人师傅连夜加班印刷出来的《新年专号》。专号封面为粉红色胶版纸,上面是一张林昭精心选择的刻纸图案:一个小女孩开心地提着一盏美丽的灯笼……



林昭对学习、对工作的认真还另有所表。当时林昭在《北大诗刊》只是兼职编辑,她的主要精力还在校刊编辑部,和女友张玲等负责校刊的文艺副刊。那时候,张元勋与林昭已经相当熟识了,可每回张元勋给校刊编辑部投稿,林昭都要品头论足一番,从不网开一面!有一次张元勋写了一组短诗,共三首,题为《阳春三弄》。自我感觉良好地送到林昭面前,林昭却大笔一挥说:“不用!”而且还这样那样地批评,让张元勋好不难堪。后来还是张玲施以援手,三首择其一而发之,还鼓励张元勋说:“忽然,夜风把湖心吹起涟漪,/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这大约是受了林庚先生诗风的影响吧!”即便如此,张元勋对林昭、张玲二位也不得不服,要知道她俩当时已频频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知名报刊发表诗歌了!林昭那首声援埃及、反对英美占领苏黎士运河的诗,张元勋还背得出来呢。



1956年秋,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这就是后来闻名一时的校园期刊《红楼》。《红楼》问世,《北大诗刊》停办。对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后,《红楼》公布了如下编辑阵容:



主 编:乐黛云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 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高低顺序排列)。



林昭自此退出了校刊编辑部。加入《红楼》后,“红楼里的林姑娘”这一称谓越发地有名有实了。《红楼》编辑部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会甚至党委会的办公室。而平时修改文稿、校对清样,一般都在林昭的宿舍——文科女生宿舍二十七斋二楼。一间宿舍住着八名女生,除了林昭,同舍的张玲、韩其慧后来也被打成“右派”,韩其慧最后早死于新疆。



1957年元旦,《红楼》创刊号散发着油墨芳香出现在北大学子面前,扉页是著名诗人林庚先生专为杂志创作的新诗:





红 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林昭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组诗《旅大行》,是其1956年暑假旅顺、大连旅行回来创作的。幸得诗人马嘶非常不易地保存了一张剪报,让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组诗的一首:





坦 克



一辆披甲的坦克巍然兀立,



在军事博物馆门前广场中,



炮口威严地向着前方直指,



九颗红星记录了它的战功。



传说它曾走过漫长的道路,



从柏林胜利进军到远东,



它辗碎了九辆法西斯坦克,



它的名字是军团的光荣。





当年是它首先冲入旅大,



把自由的欢乐带给群众。



人民要求让它留在这里,



纪念那苏军——解放的英雄。





它身边常有人徘徊不去,



传说也越来越增加内容,



人们满怀着深情与感激,



爱它——和它的千万个弟兄。





1956年8月 旅大





还有一首《石狮》亦创作于这一阶段,但具体背景已语焉不详:





石 狮



石狮你产自何处深山,



天安门前蹲踞了几十百载?



封建时代你年年看“丹凤颁诏”



五四,你却作了大会的讲坛。





当年示威的队伍向广场涌来,



年青人跳上狮座振臂高喊: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巴黎和会上起一声巨雷。



人们惊异地传说:石狮都在吼叫,



要把沉沦的民族魂唤回……





四十年风霜雨雪,你仍然健在;



阳光的节日,天安门红旗招展;



你看欢乐的队伍狂潮般从身边涌过,



对脱下镣铐的自由人民睁着笑眼。



啊,我的祖国,东亚威严的醒狮,



她不也正睁着自豪的笑眼看世界!





《红楼》第二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林昭与张元勋担任责任编辑。林昭在《编后记》中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在这一期里,林昭发表了诗作《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





姑娘说



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





你说你在田边、路上、课堂里……遇见了我,



你马上就被我吸引住了目光,



因为我头发这么黑,眼睛这么亮,



“最主要之点”,我胸前挂着一枚奖章。





在田边我一定挂着劳动英雄奖章,



在道上大约挂着先进工作者奖章,



在课堂里当然是三好学生奖章,



如果在操场上,那就是劳卫一级证章。





你说你感到激动,似痴似狂,



爱情烧灼着你的胸膛,



但是你一句都不表白,



只因为我胸前有一枚奖章。





于是你变得苦恼而又懊丧,



怨恨自己工作不好,学习不强,



多没出息呵,胸前光荡荡,



配不上我这个戴奖章的姑娘。





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



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



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



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





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



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



假若这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件东西,



难道你再无法把爱情歌唱?





《红楼》第三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编辑部成员几乎人人动手,争先恐后地奉献出最好的作品,其中自然少不了林昭。“五四”传统让大家激情澎湃,数十首诗歌如潮水般汇集而来,一下子就让“五四”专刊成了诗歌专刊——是啊是啊,没有诗歌的“五四”还称得上“五四”吗?没有诗歌的青年还称得上青年吗?让“五四”成为青年的热血吧,让诗歌成为青年的呐喊!



1957年5月4日上午,《红楼·五四专刊》在燕园隆重发行。首印一万册,一会儿便一抢而空。当天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上,“五四”营火晚会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举行。北大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等待着的一位同学。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将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一一点燃。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顷刻间整个操场成了一个火炬的海洋!火光映照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在这些脸上充满了渴望、激情和憧憬:啊!时代已经把“五四”的火种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能把自由、民主、独立的精神薪火相传下去吗?



掌声响起,欢呼暂息,“北大五四诗歌朗诵会”开始了!



诗歌朗读团的成员们早已把《红楼·五四专刊》的内容背得烂熟于胸。这时,只见他们训练有素地走上前台,款款深情地朗诵着一首首或激昂、或愤怒、或飘逸、或柔情的诗歌。在上千支火炬组成的光明之海里,这些诗歌引领着八千学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那一天,林昭作为朗诵会的顾问,一直坚守在主席台的南侧。



面对着这光海、火海、诗海和人海,林昭静默着、沉思着。



最后,人们把火炬堆成一座火山!



冲天烈焰让八千学子热血沸腾,大家载歌载舞、纵情欢唱,直到晨曦微露、余烬渐熄,才依依不舍地渐次离去。



林昭与张元勋等人返回宿舍时已是5月5日的早晨,这天是星期天,不用上课。



天亮了,但整个校园仍然沉浸在梦乡之中,连晨曲也破例没有播放,实在是罕见的安静!



——噢,好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啊!





2、山雨欲来

1957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也是包括林昭在内55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



这一年的阳历除夕夜给张元勋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述了当天的场面——





1956年12月31日的夜晚,北大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伟大的1957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灿烂前途的日子!



其实正值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在微暗的灯光中,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飞翔。这八千北大学子不是楚之骄兵,而是天之骄子!



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典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响到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老人与长者,他又何曾料到这样的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这个栽着郁郁葱葱的针松圣诞树的大厅里,这悬挂着十个赫然金色大字的北京大学的天堂里会降下宙斯神火!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竟会在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决死之战、与国内蒋家骄兵的决死之战告捷八年之后,在新中国的复苏未久的战火焦土上展开,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其心之快,其志之壹,可谓任何“回天之力”皆已不存!这是为马老所不曾料到的!于是,就在这八千骄子之中竟有1500人中计罹难,更有如林昭这样的正直、热忱、赤诚、爱国的青年男女死于